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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法律解释的合理性

王胜宇


　　一、法律解释的公众认同
　　法律的功能在于设范立制,要使法律本身固有的规范、指引和调整功能真正得以实现,这就要求社会公众 对法律及其适用过程产生认知和认同,而在这一过程 中,法律及其适用解释必须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和公众认同性。公众对法律的认知、认同,首先必须通过对法律文本 的解读和认知,唯此才能了解现行法的具体规定,才能 把握、指引、规范自身的行为,同时对自身或他人的行 为的合法性有正确的预测和评价。这里包括两个方面 的问题,其一是,普通公民用以认知和解读的法律文本 和立法机关制定的、执法司法人员据以适用和解释的 文本在表现的形式和范围是应当同一的,即法律及其 解释文本应当是最大公开化的;其二是,所提供的法律 及解释文本应当是用语精确,表达规范、可供明白解读 的,否则法律的适用必然存在障碍。其 次,除了通过对法律规范文本的解读、认知之外 ,公众更多的是通过大量的宣传性的,由大众媒介所披 露的,及自身所接触到的司法实例来了解法律及其解 释的适用过程。我们认为司法实例不完全等同于判例 ,在我国判例并不具备正式的法律地位,但严格意义上 的判例只限于最高法院定期公开刊载的判例,它对于 人们正确理解法律具有参照意义,对下级法院具有指 导性作用,除此之外的个案例,都不是判例而是司法实 例,即使被公开刊载也不具备判例性质,因为它不存在 被公开援用的可能性。而在现行解释制度中,作出司法 实例的审判组织往往无权作出司法解释。但是判例及 其上级法院的司法实例会被下级法院所遵循,过早已 成为一种无形的操作规则。由于司法实例比起法律文 本更具体直观,所以社会公众更多的会从司法实例中 获取对法律的认识,从而产生对法律判定的认同。但司 法实例在法律解释上存在内在的缺陷:文本的公开化 明确化程度不够,公众无法获取精确的认同参照体,案 例中文本援行缺乏引证和说明;司法文书中陈述的裁 判理由过于简单,不加任何解释和逻辑推论,因而公众 的认同难以确实的实现。作为个体的普通公民对法律的认知,理解客观上往 往不是系统的完整的,虽然严格地说,公民在具体运用 法律,从事自己各项法律行为时,应当以符合法律所指 引的标准模式进行,但事实上我们不可能要求个体的 法律运作不产生与法律间的偏差,当个体法律行为与 法定形式相偏移的时候,司法的适用解释怎样有效解 决和掌握这种偏移与标准行为模式之间的差距,这种 偏移是在法律及其解释的“框内”还是已逸出“框外 ”司法机关为此以怎样的宗旨给出一个合理性解释 ,司法解释在这里实际是起着衡平价值,体现法律社会 正义的任务,这也是司法适用解释能否获取公众认同 的重要依据。
　　二 、司法适用解释的情法之辨
　　在司法适用解释中处于主动地位的法官(或司法部门)对于公众认同是采取一种怎样的态度呢?可以说自古到今的法官、法学家都不曾忽视这一点,立法文本与司法裁量(即使某种情况下,某一司法裁量距离立法原意很远很远)在与公众的法律认同之间总是具备某种 连接点,这种连接点则往往表明了司法的价值取向。这一连接点在前近代法治社会表达为情理、道德、天理、人情,现代法学家则表述为合理性,或合理意义。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国法、天理、人情。中 国古代社会是礼法社会,国法是以纲常伦理即天 理为指导原则和基础来制定的,反映亲族血缘伦理的 权利义务关系的伦理法与人情(同样是以纲常伦理为 基础)具有一致的内涵。当国法与人情产生冲突时,统 治者是法情允协,综合为治,使人情法律化。在司法上 则是执法原情,依照情理裁断,因而使国法、天理、人情 相协调统一,情理和社会道德既是立法的基础,又是国 法的价值衡平的标准。在这里,情理作为立法和司法连接点的作用是相当 明显的,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情理相比较国家的立法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尽管国法依据人情——特定的道德规则制定,在具体的道德情境中则往往显得简单粗陋,不敷应用。在具体的审判实践中司法者为了 达到合理的结果,往往是屈法以伸情。因此,在中国古 代的法律家、法官眼里,为了道德、情理的实现,在很多 情况下可以置成文的律令于不顾,可以经义决狱,这样 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即为了使得法律的适用能够符合 公众对于法律(实质上是法律中蕴含的情理)的某种认 同,公众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点上才会产生认同。西方法学中的情法之辨。道 德和法律的关系,本是法理学的基本命题之一。在 法哲学范畴层面上是实然法和应然法的关系;表现在 立法和司法的关系上即是司法适用中的情法之辨和权 界划分。
　　在西方法律的两大体系中,大陆法学虽然强调制定 法的地位,但立法条文时常被视作寻找案件正确解决 方法的向导而不是把一定的解决办法严格地强加于解 释者的命令,人们乐于运用解释的方法导致公正的结局。而立法者在许多情境中往往有意使用笼统的词句给予法庭以衡平权,使法律规范的适用符合公序良俗 的需要,使法和道德、正义之间不至于脱节。在普通法法学中,“法首先是情理”这一古老的拉丁 语格言则更为明确地被作为法的基础观念(情理正是 调和两大法系分歧的共同性概念)。在普通法法系中 ,以经验主义为司法原则,找出每一个案件中最符合情 理的解决方法,是建立普通法法律体系的基础。就普通法法系而言,情理在法律解释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在我们的法制宣传和教育中还强 调“法律是无情的”这样的提法,显然是有些简单可笑 。
　　可见,情理这一概念即使是在强调严格法治化的西 方法系国家也是立法和司法适用解释的核心概念。对此则导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合理性。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正是由于有了合理性,导致了西方法律体系中法典主义者企图制定包罗万象的完善的法典的理想破灭,导致了立法权与司法权的边界模糊,导致了司法权对立法权的侵入及司法法的出现成为需要与可能,使得司法者在面对具体的案件的法 律情境更进一步考虑公众的认同性和容忍限度。由此西方学者有理由认为,法律规则是社会群体现时意志 的表现,寻找立法原意无须后退到立法起草之时,而是面对正义和理智,要求法律条文自由地适应现代生活 的现实的有效意义,法官可以按照公道和情理而不根 据法律条文来解释法律。但是这样并不等于说法官可以置立法条文、立法意图于不顾。尽管有必要通过解释法律条文的宽阔的自由度来缓和法律的死板性,但法官仍必须依然做法律的奴仆,6问题是,当法和情之间的冲突产生时,法庭更着眼于社会道德,正义,更关注此时此刻的规定情境中的法律合理性和公众的接受程 度及对于法律的认同。例如,在民事法律关系中过错责 任原则到严格责任原则的演变过程中法官对于立法的 突破正说明了这一问题。中国司法适用解释的公众认同。前文所述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权属划分,以及现代法治社会中司法权对于立法权的合理侵入,已是法律解 释学所面临的一个首要课题。司法法的存在无论是在理论阐述上,还是在客观实践中都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我国,法定意义上的司法解释只允许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才能作出,由于不存在广泛意义上的独立的司法适用解释,因而客观上这种具有绝对权威(甚至超越法律权威、创制性的)解释只是换一个说法的立法而已。在这里,我们无意重复探讨立法权 ,司法权相争的历史过程和司法法的出现与存在的合 理性和必然性。问题在于,司法权是如何实现这一侵入并如何为广大公众所接受的?如果说西方法律制度中司法法的出现和司法权对立法权的侵入是借助于合理性标准的话,我国司法解释对于立法权的侵犯则是显 得蛮横和粗暴,即使在相当多的所谓“解释”中,根本上 是“创造性”的脱离、违背、突破文本的情况下,也丝毫 未见立法权对其的任何抵抗。由于这些司法解释突破 了文本的本身的立法原意甚至字面含义,在实践上又比法律文本更具权威性,因而使得公众本应能够通过文本意义取得的认同由于司法解释的介入反而变得毫无意义,无所适从。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司法法早已是客观存在,但却未能被广泛认同,即使是立法已大大向前进了一大步的背景下,司法适用和解释却仍在原地 踏步,甚至于相对地倒退。作 为日益开放的法律体系,当今世界各国的法律制 度,法律规范、法律原则的采用将日益趋同化,任何脱 离潮流,脱离现实,落后的法律制度和原则最终将被摈 弃和淘汰,衡量法治水平高低差距往往在于实际司法 适用和解释能否最彻底地落实法律文本所设置的规则 标准和其中蕴含的价值标准,并最终为社会公众的( 世界范围的)认同。要 实现社会公众对法律和法律解释的最大程度的认 同(我们承认这一认同性也是有层次有阶段的),关键 在于有完善的最大程度公开的法律文本,严格依附于 文本的多阶别的司法解释,以及全社会所认同的价值 体系,只有这样“法制”才能真正发展到“法治”。
　　三 、法律解释的公众认同性与社会价值体系法 律解释、适用与公众的法律认同性之间应当具有同一基准的社会道德、正义、理性的价值观念取向,只 有在同一价值体系指引下法律适用解释与公众认同才能在最大范围内发生契合,这一社会价值体系不应是 割裂的、双重或多重标准的。中 国古代尤其是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以儒家思想为 社会主导的哲学基础,以宗法、家族、伦常、忠孝为社会 的组织基础,以礼治、德治为社会的调控基础,儒学思 想中的顺天理、灭人欲,以义务为本位的纲常名教思想 成为几千年来一脉相承贯彻始终的社会主要价值观念 ,这一社会价值观内在的亲和力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虽经无数次的改朝换代,但仍然万变不离其宗,得以平稳的演进与发展。“五四”的思想启蒙是对这一价值体系的最猛烈的破坏和动摇,但西化的民主科学思想并 未取得决定性的主导地位,就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而言,旧有的传统价值观念和泊来的新思想 呈现双轨发展的态势。
　　这一发展轨迹即使在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 社会的主导思想体系之后仍未停止其运行,其间历次 政治运动和文革的“思想解放”虽已使旧的传统道德观 念土崩瓦解(同时也使社会价值观陷于一片混乱),但在相当的范围和领域内仍有其滋生的市场,甚至被以所谓“传统美德”的形式加以保留和弘扬,全新的具有哲学基础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并未建立起来。这一点在法学发展过程中的人法法治之争,法律与道德之争 ,法制与法治之争,法的概念之争等历次重大学术争论的背景之中即可窥见其中的影响,从法制实践层面考 察立法、司法解释与适用中,在权利义务的配置、调解 制度的运用等方面随处可见其遗迹。正是基于此,中共中央两次通过决议对精神文明建 设问题提出纲领性文件,目的就在于对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念进行更新层次的拨乱反正,重建社会的价值体系。作为制度文明的法律无疑担负着推进社会道 德文化建设“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的任务只有在一个全社会共同认同的价值体系的指引下 ,立法及其解释才能找到正确的源头。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
如何成为法庭上的常胜将军

王思鲁
　　主讲人：王思鲁，中山大学法学硕士，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牙大状律师网（www.jylawyer.com）首席律师 　

　　主持人：陈孟军，中山大学法学硕士，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资深律师　

　　主持人：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金牙大状”王思鲁律师为我们做一个非常精彩的演讲。王律师是中山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曾师从法学名家王仲兴教授。王律师在律师界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在他过往的执业生涯中，曾经打过许多非常有名而且非常精彩的经典案例。王律师在法庭之上，包括在演讲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感染力与号召力都是十分强的。因此，今天十分荣幸，能够邀请到王律师与我们具体分享“如何成为法庭上常胜将军”的一些切身体会。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王律师为我们做精彩的演讲。　

　　正文：　

　　我们大家还是聊聊天吧，今天我来这里也并非想开展什么演讲、讲座。这次的主题是“如何成为法庭上的常胜将军”，今天我打算大幅度缩短我在讲台之上“一言堂”的演讲时间，我希望在我讲完之后大家可以互动，就是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当场提出来。　

　　一、今天的主题核心：在现实中国中，能否通过、如何通过正常的、合法的途径赢取胜诉　

　　今天的主题是“如何成为法庭上的常胜将军”，也就是如何在中国的法庭之上赢取胜诉。今天这个专题的内容全部都是我们在平时工作当中的一些体会，是很难在书本之上找到的，并且，今天所讲的内容恐怕很难形成文字，因为当中许多内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想用语言完全表达出来，也有一定难度。因此，我认为大家没有必要就我所讲的内容做笔记。　

　　其实，就我自身而言，有一个习惯，就是在不在法庭之上做笔记。我还有一个观点：就是在法庭之上做笔记的律师不会是一个好的律师，顶多只能算是一个规范的律师。最高水平的律师与最低水平的律师都具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做笔记。为什么呢？因为优秀的律师在庭前已经做好了充分的，而法庭之上瞬息万变，这种情况是对律师应变能力的一种考验。如果律师在庭上做笔记，这意味着什么呢？这说明这个律师在庭前并没有吃透案情。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若你在求医的时候，医生当着你的面翻书，你是否还信任这位医生呢？　

　　而且，正如我刚才所说，今天我所讲的内容是在书本之上寻找不到的，因此，我觉得在这种交流的过程中，大家没有必要做笔记。一方面，做笔记会影响大家听的效果；另一方面，今天演讲的内容我们也会形成文字并在网站上公布。其实，做笔记用处不大，关键在于领会当中的精髓，也只有如此，才能对自身有所帮助。　

　　“如何成为法庭上的常胜将军”，对此，首先我的感受是，现实中，在法庭之上取得胜诉的手段是“千姿百态”的，而通过正常、合法的手段来赢取胜诉也是可以实现。但是，就目前中国的情况而言，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不少官司都是通过非正常的手段来打赢的，就此问题，稍后我会有所介绍。而除此之外，也有相当一部分官司并非是由于律师的缘故而胜诉的。其实，法官是懂法的，在一些案件中，即便没有律师，法官也可以凭借自身具备的法律职业技能作出准确的判断。　

　　但是，不可否认，仍然有一部分的官司，当事人是通过律师的努力而实现胜诉的目的的，即通过正常的努力、专业的努力来获取胜诉。我今天主要谈的便是这个问题，并且，对于年青律师来讲，通过经典辩例打造品牌，即通过正常的途径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提高自身的沟通技巧，同样可以实现胜诉的目的。凭借自身的努力，无疑可以书写灿烂的职业生涯，而且，也只有这样做，才能符合我们国家法治进程的潮流。在国外，则更是如此，即很多律师就是通过展现自身的专业水平来实现胜诉的目的，从而打响自己的名声，继而吸纳并扩大案源。　

　　二、中国律师是如何打赢官司的——就这方面司法现状的全景扫描　

　　前述所讲内容仅是为了肯定一点——通过正常途径也是可以实现胜诉目的的。但是，我认为，仍有必要就我国律师赢取胜诉的手段与情况做一个全面、客观的陈述。　

　　在我们的国家，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如前所述，即很多官司均是通过非正常手段来赢取胜诉的。在两可的案件中，也就是法官既可判你方输也可判你方赢的案件，如果没有进行“非正常的沟通”，那么，在此种情况下，法官判决你方败诉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因为，我们的国家还称不上是一个“法治国家”。而正是这个原因，许多人通过非正常的手段来实现胜诉的目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情况，即你方没有理由，包括没有任何理由以及理由十分牵强两种情况，在此种情况下，借助非正常的手段实现胜诉的目的也是常有的。　

　　以上所讲的两可案件以及没有理由的案件中，通过非正常手段实现胜诉，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是，这是我们国家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而时下也有不少律师顺着我们的“国情”走。我粗略做了一个估计，除了法院作出正常判决的情况以外，律师通过非正常手段来左右判决结果的，这种情况所占比例相当之高。但是，我并不赞同大家走这条路。为什么不赞同呢？这里有两个原因。　

　　首先，通过正常途径同样可以实现胜诉的目的。其次，若以非正常手段影响法官判决，那么，此时的律师已经沦为一种没有人格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律师不会尊重法官，法官也不会尊重律师，此时律师与法官的关系仅仅是一种赤裸裸的交易关系，一种嫖客与妓女的关系。律师与法官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一种专业上的认同。而且，基于自身的执业经历，我有这么一种感悟，即“夜路”走多了，人也会变得麻木。若你行贿已成习惯并习以为常，那么，你将会面临十分巨大的风险。　

　　目前我们国家正处于改革阶段，而在这个阶段里，很多东西都是“乱套”的，但是，对这种违法乱纪行为的打击力度也是挺大的。也就是说，转轨阶段的中国是“带血的玫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走“非正常”这条路，你不知道何时、何事会“东窗事发”，并且，这种从事“勾当”还会损害你的人格。在这种情况下，与其选择从事律师行业，不如下海经商。为什么呢？就我个人认为，从事律师这一工作，金钱固然重要，但是，更加重要的是精神的追求与人格的独立。　

　　在我们的观察中，仅有较小比例的一部分案件是通过正常的途径实现胜诉的，这是我个人在这方面的体会，而我个人也是顺着“正道”走过来的。我的父母均是老师，我是广东化州人，我本科阶段学的是外语，研究生阶段学的是法律。我研究生毕业之后，专职从事律师职业之时已经是三十多岁。但是，这些都不重要。我本科阶段学的不是法律，因此没有人缘关系。你们本科阶段受过法学科班教育十分重要，因为里面存在一个关系网络。　

　　我任何关系都没有，而凭什么成为一名还算如鱼得水的律师呢？说实话，我打过的很多官司，包括胜诉的官司以及极具影响的官司，都没有通过“非正常”的沟通手段。当然，当事人有没有搞关系我不清楚。现在，我也形成了这么一种风格，即通过正常的途径实现胜诉的目的，但是，整个中国的现状正如我前述，不少案件是通过非正常手段来实行胜诉的目的的，而只有小部分是通过正常手段实现胜诉的。但是，我再次强调，我并不主张在座各位特别是年龄在三十岁以下的年青律师去顺应“国情”，原因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一来没有人格，二来容易出事。　

　　三、通过正常的、合法的途径能否打赢官司——十余载律师职业生涯中，历经数十件大案要案成功辩护的切身感受　

　　在对我们国家律师赢取胜诉的手段与情况进行大体了解之后，接下来我们进入这次主题的重点，即如何通过正常、合法的途径实现胜诉的目的？对此，我之前已经予以肯定，而且，从我自身的体会出发，我认为，通过正常、合法的途径实现胜诉的目的也是可以实现。之前，我与陈孟军律师私底下对此问题进行过沟通，我们的感受是，律师这个工作与其他工作不同。同时，我们发现，在学校当中从事法学研究的学者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用所处行业内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律师是一种说服性的工作，律师是用客户的语言、听众的语言来表达深奥的法理，而无论是表现为语言或者文字，均是如此。　

　　律师工作的目的是说服他人，不在于所说的理由是否充分，也不在于所说的内容是多还是少，关键在于，当你与法官交流的时候，是否能够敲击他的内心深处，让其采纳你的观点。而身处这个年代，作为律师，也需要“包装”。对此，我早在几年前就已定下一个方向，就是我要给法官留下这么一种印象——这个律师是有水平的；这个律师是有理由的话才说，没有理由的话不轻易说的；若不采纳这个律师有理由的观点，他可能会“死缠烂打”，甚至四处“告状”；同时，这个律师又是彬彬有礼的，而且社交广泛的。如果，你能够在法官面前树立这么一种形象，法官会尊重你，甚至会敬畏你。而无论法官是敬你还是怕你，此时他往往会考虑你的意见。　

　　对此，我颇有感触，因为我平时也有与法官打交道。曾经有一位法院的副院长，他在私人的场合曾经就一个案件问了我这么一个问题——这个案件是否真的是无罪的？对此，我想有必要对此事的背景作一交代。在我们国家，法官不是独立的，“真人不露相”，特别是重大的案件，往往是合议庭背后的审委会讨论决定的，而审委会又是以法院院长的意见为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