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环境法的伦理精神探源
屈 振 辉
【摘 要】 伦理精神是现代环境法有别于传统环境法的重要特征之一，而这种伦理精神亦有着深厚的渊源。现代环境法的伦理精神根源于人性发展的伦理要求，来源于环境问题的最终实质，起源于现代出现的环境伦理。对现代环境法的伦理精神进行追本溯源式的探求，在环境法的理论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现代环境法 伦理精神 伦理要求 环境问题 环境伦理
环境法学界目前对环境法的调整对象问题尚在论战之中。有些学者主张环境法是以人与自然间的关系为调整对象，而有些学者则主张环境法是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1]尽管两种主张之间的分歧较为严重，但却都毫无例外地强调了以人作为所调整关系的核心。以人为调整对象是法的基本特征，环境法在近代的蓬勃发展主要源于人类在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压力下，高度关注和反复思考自身存在问题的结果，这在本质上就决定了环境法必然以人为其价值本位。人是具有理性思维的万物灵长，他们自产生之日起就从未中断过对自身存在问题的哲学思考。“理性的思潮，例如人本主义，从实质上影响着法律传统。只要世俗社会和思想的王国存在着律令，理性的思潮就对法律的成长发生着实际的,或许深不可测的影响。”[2]人类对自身存在问题的哲学思考经过演化，最终构成了环境法的法哲学基础，因此环境法自诞生之日起就被深刻上伦理道德的烙印。
然而人类的上述思考是一个不断递进、逐渐深入的过程，环境法也并未始终以人类伦理为其演进轨迹。现代以前，人们较为重视思考自身存在的方式问题，以此为基础的传统环境法过于偏重保护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再加之人类认知能力和科技水平的有限，因此传统环境法只可能成为保护某种资源和防止某种污染或破坏的纯技术性规范。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并不能最终解决环境问题，人们不得不转而开始思考自身存在的价值问题，环境法于是进入以环境伦理为构造基础的现代发展阶段。
法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它的演进具有过程性与阶段性，环境法亦不例外。自197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各国普遍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环境政策与立法的指导思想，环境法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相应地历经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型过程。尽管学界普遍将综合性、社会性、科技性和共同性视为环境法的普遍特征，但这都并未概括出现代环境法的独特之处。现代环境法是人们对自身存在价值问题进行哲学思考的法律结果，它相对传统环境法而言，最明显的特征在于其内蕴着极其丰富的伦理精神。
一、 现代环境法根植于人的伦理要求
人性本应属于伦理学研究的视阈，而法作为人类主观思维设计的产物，又必须以某种人性假设为存在前提和逻辑起点。人性自然成为沟通伦理学与法学之间的桥梁。人性是一个内涵丰富且不断发展的范畴，对人性的不同认识造成了不同法域内人性假设的千差万别。马克思依据其对人类社会结构三阶段的划分，相应地将人性依次分为个性、社会性和类本性等三类。以此为依据，不但传统与现代的各种法域划分似乎都能找到某些理论根据，而且也使在不断演进中的各部门法具有了进行法域变换的可能。环境法在历史上相继经过了由私法到公法再到社会法的变迁过程，并正在向未来的第四法域——生态法域发展[3]，其原动力就在于对人性假设的不断发展和修正。现代环境法是以“生态人”的人性假设为基础的，它是人在生态上的伦理主张的具体化，而根源于此的现代环境法也应当具有某些伦理精神。
（一）现代以前环境法的各种人性假设
垄断的出现是环境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时间标志，以其为界限可以将环境法划分为垄断前和垄断后两个阶段。垄断产生以前的人类社会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人性在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人们追逐个体利益的最大化的个性，这成为人们据以设计法律制度的基础（即“经济人”的假设）。此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规范虽分属私法或公法范畴，但核心都是为了保障和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设计以权利为本位的私法规范保护环境是为了张扬人的个性，促动他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设计以义务为本位的公法规范保护环境是为了压抑人的个性，防止他们为谋私利而彼此伤害。垄断出现以后的人类社会即马克思所说的“物的依赖关系”阶段。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将每个人都卷入到社会的洪流之中，人不再是孤零零的个人而是处于社会之中的人。“经济人”的人性假设因弊端重重而日渐被人们所弃，法律制度在设计上的视角也不再是个人而是社会（即“社会人”的假设）。以社会利益为价值本位，公、私两大法域相互融合，衍生出新兴的法域即社会法域；而其中有关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范又被汇集在一起，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即环境法。
（二）现代环境法的“生态人性”假设
环境问题的日趋恶化，迫使人们开始对传统环境法进行反思。首先需要反思的就是作为其存在基础的人性假设。当代的环境问题既不是私人问题也不是社会问题，而是逐渐扩大成为了整个人类的共同问题。在环境问题面前，人的私利和社会利益已为人类整体利益所概括，人的个性和社会性已被人的类本性所替代。在自然环境面前，人既不能以个体为存在单位也不能以社会为存在单位，而必须以“类”——人类为存在单位。这必然导致法律制度设计前提的根本变化，“经济人”和“社会人”的人性假设终被“生态人”的人性假设所替代。“生态人”的人性假设认为人类与万物生而平等，人类仅是自然的部分而非自然的主宰，人类活动必须依照自然规律进行，人类必须实现代际发展上的可持续性。这就突破了以往仅将法的调整对象限于人际（域）的局限，从而实现了法域划分上的革命性突破，衍生出以生态利益为本位的第四法域——生态法域。“生态人”人性假设的实质是人在生态上的伦理要求的特殊表达，而这种表达本身就蕴涵着丰富的伦理精神。
二、环境问题的终极实质是伦理问题
环境法以现实环境问题[4]为主要规制对象，环境问题的性质直接影响并制约着环境法的性质。对环境问题的定性研究自然成为了环境法定性研究的理论起点。尽管学界对环境问题有着诸多不同的理解，但这些理解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伦理问题。
（一）有关环境问题性质的不同观点
环境问题的涉及面甚广，对于其实质的认识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致可归纳为经济说、科技说、政治说、社会说和国际说等几种主张。较为普遍的观点是视环境问题为经济问题，将环境问题归结为市场失灵和政策失效，认为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市场不能精确地反映环境的社会价值”以及“政府行动鼓励低效能所反致的环境毁坏而导致的。”[5]但有人却视环境问题为科技问题，将环境问题恶化归咎于科技不发达，即“科技提供资源或消除污染的速度慢于人类消费资源或制造污染的速度。”[6]也有人视环境问题为政治问题，将环境问题提升到政治的高度，旨在强调环境问题对发展国民经济、提高生活质量和增强综合国力的至关重要性。还有人视环境问题为社会问题，认为“环境问题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而其最终解决也必须依托于现有社会运行机制的深刻变革。”[7]更有人视环境问题为国际问题，认为环境问题早已超越主权国家的国界和管辖范围，成为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此外，其它学者也根据各自的视角对环境问题的成因进行了不同的论述。
（二）环境问题的终极实质是伦理问题
上述分析虽都有一定依据和合理之处，但都未真正触及到问题的实质。环境问题的实质最终应归结为伦理问题。一方面，人类在个体与整体利益关系上的错误选择导致了现实的环境问题。主、客二分的传统哲学将世界截然分为人类世界与人外世界。在此影响下，作为类主体的人为片面追求自身物质需要的最大限度满足，忽视并肆意侵占其它生物及自然环境等世界整体中的非人类主体的当然利益。而在人类世界的内部，也有空间上的个别与群体、时间上的当代与未来等划分。作为群主体中的个别人或当代人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或某种特殊利益，忽视甚至不惜损害整个人类或后代人应有利益。人们在无道德状况下或畸形道德的指引下，在非理性发展的歧途上越深陷环境问题也就越严重。另一方面，人类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最终可归结为对自身生存价值问题的关注。经济的增长、科技的进步无疑能极大地满足人类物质生活的需要，政治的昌明、文化的发展无疑能极大地满足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然而这些并非人类幸福生活的全部，充其量仅是人类生存“形”的层面。作为具有理性思维的万物灵长，人类对自身生存的思考必然会上升到“实”的层面，即探询人类生存意义之所在的层面。如果仅将环境问题视为人类生存的方式层面，这种理解未免太过狭隘；而只有将环境问题上升到人类生存的价值层面，对人类生存的理解才能达到全面和完整，人类的生活才能真正实现幸福。人们在穷尽种种手段之后仍未最终解决环境问题的事实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况且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人类最初开始关注环境问题也并“不是出于现实的物质利益和经济需要，而是出于伦理信念” [8]，我们将环境问题的实质最终归结为伦理问题的理由就充足了。
三、现代环境法起源于现代环境伦理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律起源于原始社会有关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行为的共同规则或习惯，这是对法起源问题的一般性描述。但法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其产生具有过程性。各部门法的产生时间并不统一，演进过程也不尽相同，这就造成了各部门法在起源上虽有某些相同但更存在着差异。特别是那些在近代法律社会化变革过程中产生的法律部门，它们是在法作为独立的社会规范出现之后形成的。它们不可能起源于共同规则或习惯，而是各自有着具体的产生渊源。例如，经济法就起源于资本主义国家为克服市场调节弊端、排除市场竞争障碍、应对经济发展危机而制定的现代经济政策。现代环境法作为的第三次法律革命的产物，自然有着与传统环境法所完全不同的起源——它起源于现代环境伦理！
（一）对于传统环境法起源的历史考察
人类依法保护环境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我国西周的《伐崇令》和古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法典》等古代法律文献中都有涉及环境保护的专门规定。但环境法作为独立的部门法的出现，却是在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之后，此时环境法的发展才开始进入传统阶段。传统时代的环境法，因受人类认知能力和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只关注人类自身存在的方式层面。这种形而下的思考方式导致了环境法仍无法突破传统法学理论的束缚，视域也仅限于濒危资源保护或严重污染治理等狭窄范围里。所谓环境法只不过是其它部门法基本理论在环境领域的简单应用和人类有限环境科学知识的法律“直译”。法律规范以社会学为视角，可分为伦理性规范和技术性规范两大类。纵观这种以公法形式出现的传统环境法，义务性规范、技术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充斥其间，几乎没有任何伦理色彩可言。传统环境法内在伦理精神的匮乏，决定了它无法最终有效解决环境问题。这迫切需要人们重新审视传统环境法，并对它进行革命性地彻底变革，而这首先必须从其法哲学基础开始。“哲学上的每一次更新，每一种新的较有影响的哲学流派的出现，都会引起法学方法论的更新或法学价值定向的改变，并推动着新的法学流派的出现或既有法学流派的分化。”[9]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迫使人们必须重新寻找一种哲学理论，并以此为指导对环境法进行理论上脱胎换骨式的再造。
（二）现代环境法起源于现代环境伦理
现代环境伦理是对传统伦理的彻底颠覆，而它的出现同时也颠覆了传统法学的理论基础，因此现代环境法才能冲破束缚、应运而生！现代环境伦理对现代环境法的重要贡献主要有四个方面：首先是调整范围的拓展。传统伦理关怀的主体和对象都是以个体或社会成员形式出现的人，而现代环境伦理关怀的主体和对象分别是以“类”形式出现的人和独立于人类之外的自然。据此，现代环境法才可能将其调整视野扩展到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广阔领域。其次是价值观念的扬弃。传统伦理只承认人的价值而否认自然的价值，而现代环境伦理既承认人的价值更看重自然的价值。罗尔斯顿就将自然的价值系统归纳为十四项[10]，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他的环境伦理学体系。据此，现代环境法才能突破了以往以人或国家或社会为价值本位的传统法域的局限，进入以生态利益为价值本位的生态法域之中。[11]再次是基本理念的重构。现代环境法在对传统法学理论进行彻底颠覆之后，必须重新构建完全属于自己的基本理念。现代环境伦理为现代环境法提供了诸如可持续发展、环境秩序、环境安全、环境正义等一系列特殊理念，而这些理念是以往哲学或伦理学所无法提供的。据此，现代环境法才能以其为元素构建自己独立的原则、制度并最终形成自己的体系。最后是研究范式的突破。蔡守秋先生对此已有详尽论述，笔者就不再赘述了。[12]鉴于以上贡献的不可替代和独创性，可以确认现代环境伦理与现代环境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源流关系。
对现代环境法追本溯源式的探求，使我们可以初步确认现代环境法的伦理性特征。这就使以伦理性为特性的现代环境法在客观上必然“要求法律必须体现某种伦理精神，必须追随某些道德目标，必须遵循某些价值准则”，而且“法律的有效性就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具有一种现实的道德属性。”[13]对现代环境法的伦理精神进行深入探源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此！
[1]前者的代表性论著为:蔡守秋.调整论——对主流法理学的反思与补充[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后者的代表性论著为:李爱年.环境保护法不能直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J],法学评论,2002（03）.
[2] [美]艾伦•沃森著. 李静冰译.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120.
[3] 郑少华.生态主义法哲学[M].法律出版社,2002.25-28.
[4] 环境问题有原生与次生之分，本文所称环境问题仅指次生环境问题，即因人类违背自然规律不恰当地开发利用环境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即环境法调整范围内的环境问题.
[5] 汪劲. 环境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5-6.
[6] 杨通进. 走向深层的环保[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44.
[7] 谭江华、侯钧生. 环境问题的社会建构与法学表达[J], 社会科学研究.2004.(1).83.
[8] 杨通进. 走向深层的环保[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11.
[9] 张文显. 法理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
[10] Holmes Rolston,1988,Enviromental Ethics: Duies to and Value in the Natural World, Temple University Press.4-27.
[11] 郑少华. 生态主义法哲学[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24.
[12] 蔡守秋. 论法学研究范式的革新——以环境资源法学为视角[J], 法商研究.2003.(3).
[13] 胡旭晟. 论法律起源于道德[J],法制与社会发展.1997.
原载网址:http://www.riel.whu.edu.cn/show.asp?ID=3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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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笔者硕士论文《现代环境法的伦理精神》（暂拟题）的第一章，希望浏览和阅读本文者能以电子邮件形式与笔者进行交流！
武汉市水上治安管理条例
湖北省武汉市人大常委会
武汉市水上治安管理条例
(2001年9月28日武汉市第 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2001年11月29日湖北省第九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加强水上治安管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人身财产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江河、湖泊、港汊、水库等水域及其沿岸滩地、堤防、闸口、渡口、泵站、码头（以下统称水上）的治安管理，适用本条例。
军用船舶、码头，国家有关部门设在本市的港航单位的治安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本条例由市公安机关负责组织实施。本市行政区域内的长江干流河段、汉江河段的水上治安管理工作，由市公安机关水上派出机 关负责；其他水上的治安管理工作，由市公安机关指定的相关派出机关负责，接受市公安机 关水上派出机关的指导。
市公安机关水上派出机关和市公安机关指定的相关派出机关(以下统称公安机关)，履行下列 职责：
（一）督促设在水上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港口、码头、渡口、船舶及其相关设 施的管理单位（以下统称水上单位）建立健全治安保卫和防火安全制度，落实治安防范和防 火安全措施，制定处理突发治安事件、治安灾害事故的预案并组织必要的演练；
(二)检查治安安全情况，发现隐患和其他治安问题，及时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提出改正意见， 并督促其改正；
(三)查处水上各类刑事、治安案件，处理有关单位和人员的举报、报警和突发的治安事件、 治安灾害事故，并对突发治安事件、治安灾害事故中需要救助的人员和财产组织救助；
(四)宣传治安管理法律、法规和规章，组织或者指导水上单位治安保卫人员的业务培训，支 持和监督水上单位治安责任人和治安保卫人员依法履行职责；
(五)指导水上群众性治安防范和保安服务组织开展治安防范工作；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四条 公安机关应当会同海事、渔政机构和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以及港 航单位，开展水上治安联动联防，设立并公布举报、报警和求助电话。
公安机关发现水上治安安全隐患，应当及时处理；属于其他有关部门处理的事项，应当及时 通知有关部门。海事、渔政等机构在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时，发现水上治安安全隐患，应当及 时通知公安机关。
第五条 水上的居民委员会、渔业村、水上作业单位和有关船民组织，应当 建立健全治安保卫组织，落实治安防范措施。
第六条 本市籍船舶应当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船舶户籍登记，领取船舶户籍 簿及船舶户牌， 公安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七日内审查完毕，符合条件的，发给船舶户籍簿及船舶户牌 。
公安机关对本市籍船舶户牌实行年度检验。
本市籍船舶转让、报废，当事人应当在报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之日起十日内向公安机关备案 。
非本市籍船舶(固定航班船舶除外)在本市停留二十四小时以上的，应当到公安机关办理登记 手续。
第七条 本市年满十六周岁、在本市籍船舶上生活或者工作的人员，应当持 本人户籍证明或者居民身份证到船舶户籍登记地公安机关申领《船民证》。
本市水上常住人口和暂住人口的户籍管理，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条 从事营运的船舶，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配置通讯、消防、救生、应急 照明设施和保安器材，配备专职或者兼职治安保卫人员，负责船上治安保卫工作。
码头、渡口、趸船、栈桥应当配置照明和其他必备的安全设施。
第九条 从事营运的船舶不得混载化学危险物品。
运载化学危险物品的船舶，应当配置安全防范设施，悬挂危险货物标记，发生泄露、散失等 事故时，应当立即报告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危险货 物运输管理等规定予以处理。
第十条 在本市水上设置或者迁移储油船（趸)、加油船，设置或者迁移单位 应当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消防安全情况进行审核。
在本市水上设置或者迁移码头、渡口、趸船，设置或者迁移单位应当在报经有关主管部门批 准之日起十日内向公安机关备案。
第十一条 本市水上的公共场所、经营场所，按照有关规定实施治安管理。 第十二条 在本市水上举办大型文娱、体育、商贸等活动，承办单位必须在 举办前十日 将安全方案报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应当在五日内对安全条件进行勘察、审核并作出答复。
第十三条 经批准在本市水上从事拆船、船舶交易、打捞业的单位和个人， 应当对所拆（交 易）船舶和所打捞物品进行登记。公安机关可以对登记情况进行查阅，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 予以配合。
第十四条 车辆和人员出入本市水上码头、渡口或者上下渡船，应当遵守有 关道路交通管理和渡口安全管理规定，服从人民警察和码头、渡口工作人员的管理。
第十五条 公安机关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划定禁止游泳的区域，并设置警示标 志。
任何人不得在禁止游泳的区域游泳。公安机关应当加强禁止游泳区域的治安管理。
第十六条 公安机关对水上发现的尸体，应当及时进行勘验鉴定，出具死亡 证明书；对确 认不涉及刑事案件的无名尸体，通知民政部门处理，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处理。
第十七条 在水上打捞的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和其他危险物品，应当立即 缴交公安机关处理，不得隐匿不报或者据为己有。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危害水上治安的行为：
(一)盗窃、破坏、损毁防洪、通信、航道等设施；
(二)冒用、转借、伪造、变造船舶户牌、船民证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船舶户牌、船民证；
(三)偷开他人船舶；
(四)强迫驾驶人员违章航行；
(五)非法拦截、强行靠登、搭靠、冲撞他人船舶或者非法扣押他人船舶及船上物品；
(六)其他危害水上治安的行为。
第十九条 公安机关依法对船舶实施治安检查，在船人员应当予以配合。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在立即告知海事机构的同时，可以 对有关船舶进行检查：
(一)存在水上重大治安灾害事故隐患；
(二)保护水上重大治安灾害事故现场需要；
(三)水上重大安全保卫工作需要；
(四)侦查重大刑事案件或者追截犯罪嫌疑人需要；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一条 公安机关应当加强水上治安巡逻，及时查处违法犯罪活动；会 同有关部门在治 安情况复杂和船舶集中的水上设置船舶停靠点，建立水上民警值班室，方便船舶安全停泊和 在船人员报警、求助。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予以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六条第一款规定，本市籍船舶未按规定办理船舶户籍登记的，责令限期 补办，逾期不补办的，处以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六条第四款规定，非本市籍船舶未办理登记的，责令限期补办，逾期不补 办的，处以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一款规定，未办理《船民证》的，责令限期补办，逾期不补办的， 处以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从事营运的船舶未按照有关规定配置通讯、消防、救生 、应急照明设施和保安器材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 款；
(五)违反本条例第六条第三款、第十条第二款规定，转让、报废船舶，或者设置、迁移码头 、渡口、趸船未按规定向公安机关备案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二百元以上一 千元以下罚款；
(六)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在禁止游泳的区域游泳又不听劝阻的，予以警告或者 处以五十元以下罚款；
(七)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项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赔偿损失，并处以五百元以上 一千元以下罚款；
(八)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赔偿损失，并处以二百元以上 一千元以下罚款；
(九)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五项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赔偿损失，并处以五百元以上 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对公安机关所作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 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十五条 人民警察在水上治安管理工作中应当遵守法纪，严格执法，执 行公务时必须出示《警官证》。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人民警察在水上治安管理中的违法、违纪或者不履行法定职责的 行为，有权向公安机关或者行政监察机关、检察机关检举、控告。
人民警察在水上治安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枉法的，由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本条例自2002年1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