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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陈述民事损害的因果关系刍议

肖 义 方

摘 要：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认定是证券民事诉讼的关键，证明因果关系要靠证明对虚假陈述的信赖来实现。在美国判例中，广泛采用欺诈市场理论推定信赖的存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基本采纳了欺诈市场理论，但对损害理解片面，只认为虚假陈述与投资者利益绝对减少具有因果关系，对因虚假陈述导致投资者获利减少不予认定。

关键词：虚假陈述 因果关系 信赖 欺诈市场理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出台，为中国的证券民事诉讼提供了法律依据。这项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制度，虽然是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出现，但在许多方面填补了我国的证券民事责任制度的空白，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制度上有所突破。本文拟借鉴美国证券制度的因果关系理论，对该“规定”的相关制度作初浅的评价。
在美国，证券反欺诈的法律基础是10b—5规则，主要的原则与具体的规则是法院通过对10b—5的扬弃，在典型判例中形成。10b—5规则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为配合《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10b条的实施，而制定的一个反欺诈规定，是全方位（catch-all）的兜底条款，[1]适用于与证券交易有关的各种欺诈行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明确指出，10b—5规则旨在禁止一切与证券买卖有关的欺诈行为，无论该行为发生在有组织的市场中（如证券交易所），还是在面对面的交易中，无论该证券是否应登记还是受豁免，也无论证券发行人是公众公司还是封闭公司，一律受10b—5规则和管辖。[2]这与“规定”的调整范围殊有不同，首先，证券欺诈行为的外延主要包括三种类型：内幕交易、虚假陈述和操纵市场，“规定”仅就虚假陈述的民事纠纷作了规定；其次，“规定”将证券市场限定为“发行人向社会公开募集股份的发行市场，通过证券交易所报价系统进行证券交易的市场，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市场以及国家批准设立的其他证券市场。”并且明确：“因下列交易发生的民事诉讼，不适用本规定：（一）在国家批准设立的证券市场以外进行的交易；（二）在国家批准设立的证券市场上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进行的交易。”进而对行为主体、行为对象作了严格限定，也决定了本文讨论的范围：即以“规定”的范围为基础，与10b—5规则进行比较分析。

一、信赖与因果关系
证券市场是一种高风险市场，加上投资者固有的投机动机，使得投资损失具有十分复杂的背景。而认定投资损失与虚假陈述存在因果关系，是信息披露义务人承担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的基础。证券民事责任的因果关系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交易方面的因果关系和损失方面的因果关系。[3]前者是指原告的证券交易是因被告的虚假陈述而为，后者则指原告因该证券交易而遭受了经济损失。一般而言，经济损失通常可为一定金钱计量，易于证明；而交易是否因虚假陈述而为，纯粹是当事人的心理活动，难以直接证明。在10b—5规则诉讼中，通常通过证明信赖关系的存在，间接证明交易方面的因果关系。围绕着信赖关系是必须质证还是只需推定所产生的理论笔者称之为信赖理论，不同的信赖理论产生不同的证明方式，成为证券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核心。
（一）信赖与因果关系之间的关系
在讨论10b—5规则下的民事责任，信赖与因果关系两个概念经常交换使用。在许多情况下，法院认为只要能证明或推定信赖的存在，交易方面的因果关系就自动成立。但多数观点认为，信赖和因果关系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信赖在民事诉讼中是指原告的一种心理状态，原告在作出投资决策时获悉并信赖了被告的虚假陈述。信赖可以是直接的，如直接了解并信赖了被告的不实陈述；也可以是间接的，如原告对受虚假陈述影响的经纪人建议或其他证券研究结果产生信赖。但信赖仅是投资人损失的必要非充分条件，10b—5规则把信赖确定为民事诉因的一个构成要素，是因为该规则确定的民事责任制度源自于普通法下对欺诈行为提起的侵权之诉，根据普通法，原告证明对被告欺诈行为产生了信赖是获得赔偿的前提。[4]10b—5规则强调信赖的另一个原因是，该规则的宗旨之一是建立“买者自慎”（Caveat Emptor）原则，[5]而不是为投资人在证券市场中提供保险。
因果关系是一个事实标准，它要证明是被告的虚假陈述行为是导致原告损失的实质性因素。美国学者常常用“要不是”假设性描述：要不是被告不实陈述的话，原告就不会从事该笔交易。这里实质上将“信赖”作为一种证明因果关系存在的方法在使用，是一种无法直接把损失与虚假陈述联系起来而设计的一种法律平衡。如此这般，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原告受虚假陈述引诱从事交易就一定会遭到损失吗？如果当时向投资者披露了真相，他就绝对不会进行证券交易吗？为了公平解决此类问题，仅仅通过信赖确认因果关系是不够的，对信赖本身应当建立认定标准。
（二）信赖的主客观标准
如上所述，投资损失与虚假陈述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通过信赖的证明或推定来确认的，而信赖纯粹是投资者心理状态，真实的心理只有投资者本身才知道，如果仅凭原告自己的主张，即认定因果关系的存在，无疑将被告推向绝对责任的境地，有违法律的公平，因此，在10b—5规则诉讼中，对判断信赖是否成立，法院采用了一定的标准。
美国法院多数采用主观标准，即合理信赖标准。所谓合理信赖标准，是指投资人在接受虚假陈述时，虽然尽到了应有的谨慎，对相关信息进行了合理的分析，但是基础自己的主观条件，还是对虚假的陈述产生了信赖。相对主观标准，一些法院采用客观标准，即正当信赖标准。所谓正当信赖标准，是指不以投资人的主观条件为基础，而是假想一个一般水平的理性人，按照这个理性人的认识水平，是否会在当时的条件下对虚假陈述产生信赖。
显然，主观标准侧重于投资人自身的条件，以具体投资人的心理状态为基础，更接近于事实的真相，但标准不够统一，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很大。而客观标准侧重于统一化的条件，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法律的一致性，但是它并不以实际发生的情况为基础，可能会偏离事实的本来面目。相比较而言，主观标准较适于判例法国家采用，而客观标准较适于法典化国家采用。
（三）信赖与重大性标准
信赖的成立，是以信赖重大信息为基础的，即使是对非重大信息产生信赖，投资者也不可能造成实质损害，研究对非重大信息的信赖，对分析因果关系没有理论意义。因此，重大信息是产生法律上有效信赖的基础。原告对信赖举证时，首先要证明虚假陈述的是重大信息。
怎样判断一个信息是“重大信息”？美国最高法院通过Basic, Inc. v. Levinson一案[6]确立一个称为“实质可能性（substantial likelihood）”的标准，该标准假想了一个理性的人，在作证券投资的决策时，很可能看重某信息，则该信息就是重大信息。该标准以假想理性人为基础，不因原告不同而不同，具有相当的客观性；而且该标准并没有确定一个固定的数字作为衡量的尺度，具有相当的适应性。虚假陈述的重大性与信息的使用者如何看待和使用信息有关，是根据一个理性的人对信息是否重大的可能性的认识，从这一点来说，实质可能性标准仍然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因此，我们评价一项虚假陈述时，应当对信息的数量与质量给予高度的关注，同时也应当关注该陈述对证券市场价格带来的波动幅度。
（四）信赖的市场反映
一项新信息的披露，如果投资者产生信赖，总会一定程度上影响投资者的行为。从投资者的个体考察，对虚假陈述信赖的直接表现是投资者作出投资决定，即买入或卖出了股票。从投资者的整体考察，投资者的行为将会产生一种新的证券价格，而新价格本身又形成一种新的信息，进而信赖与信息之间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形成新的市场状态。投资者对信息的信赖，实质转化为对市场的信赖，由于信赖的存在，一定的信息将决定一定的证券价格，虚假信息造成的证券价格差额正是投资者损失之所在。因此，只要证明了虚假信息对证券价格造成的妨碍，即可推定信赖的存在，进而证明虚假陈述与投资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由此美国最高法院在Basic, Inc. v. Levinson[7]一案中形成了“欺诈市场”理论。

二、欺诈市场理论与因果关系
欺诈市场理论是建立在“有效市场”假说之上的，因此在讨论欺诈市场理论在因果关系判断的应用之前，我们先简要介绍一下有效市场假说。
（一）有效市场假说
有效市场的概念起源于金融从业人员用以发现证券定价错位的证券分析实践，是描述重大信息与证券价格关系的学说。法码将市场有效定义为：如果市场价格任何时候都充分反映了所有可获得的信息，那么，这样的市场就是有效市场。他吸收了罗伯茨市场有效的三分法，根据信息类型的不同，将市场有效分为三个层次：弱有效市场、次强有效市场和强有效市场。[8]如果将信息分为公开信息和内幕信息，其中公开信息还可分为历史信息和现在信息，弱有效市场是市场价格能充分反映历史信息，但不能完全反映现在信息与内幕信息的市场形态；次强有效市场是市场价格能充分反映公开信息，而还不能完全反映内幕信息的市场形态；强有效市场是能及时、充分反映所有信息的市场形态。有学者研究显示，我国沪市和深市已经达到或者接近弱有效。[9]
不管是哪一层次的有效市场，重大信息对市场价格都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只是影响的时间有所不同而已。虽然弱有效市场对新信息的反映迟钝，但公开的新信息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成为历史信息，终究会对市场产生影响。
由于市场的有效性是所有交易者的投资决策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公开募集发行和公开竞价交易的证券市场才满足市场有效性假设。在协议转让和交易不活跃的市场中，市场有效性是不成立的。最高人民法院直接通过第三条的规定将不符合市场有效性的两类交易从“规定”中排除，理由可能基于此。
（二）欺诈市场理论
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市场价格充分反映了所有可获得的信息，也就是说，证券市场的股票价格是在重大信息的影响下形成的，不管投资者是否知晓这些信息，只要他进行了投资行为，他就受到了信息的影响。如果信息是虚假的，市场价格必然会偏离其内在价值，投资者因此可能造成损失，进而将投资者的损失与虚假陈述联系起来，形成欺诈市场理论。
欺诈市场理论认为：由于市场有效性，证券市场是受信息左右的市场，所有重大信息都将被反映到证券的价格中，如果有关重大信息虚假，即构成对证券市场和所有投资者的欺诈。因此，在虚假陈述引起的诉讼中，原告并不需要举证证明对该虚假陈述产生了信赖，只需证明：1. 被告作出了公开的虚假陈述；2. 该虚假陈述属重大信息；3. 争议的股票是在一个有效市场中交易；4. 原告在虚假陈述作出后至真相被揭露前这段时间内从事了交易。[10]
（三）欺诈市场理论在因果关系判断中的意义
欺诈市场理论的应用，大大减轻了原告的举证责任。在许多情况下，譬如有重大遗漏的场合，原告要证明自己的交易行为是因信赖被告的虚假陈述而为的，举证相当困难甚至不可能，这样就会有很多因虚假陈述造成的损害得不到合理的追偿。采用欺诈市场理论，实质上是将原告的信赖证明变更为信赖推定，只要原告提供了上述四种证据，法院即可推定原告对被告的陈述产生了信赖，进而认定原告的损失与被告的虚假陈述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除非被告有证据推翻这种推定，从而转移了证明责任。
被告要推翻原告的信赖推定，一般在下列方面举证：1. 证明原告明知虚假陈述存在而为交易行为；2. 证明原告的交易行为根本不是虚假陈述引诱的结果，而是其他原因；3. 证明原告的交易行为与被告的虚假行为之间已经相隔了相当长的时间，虚假信息已被市场完全消化，对市场价格已经没有任何影响力；4. 证明市场价格变动的全部或者部分根本不是虚假陈述导致的。

三、对“规定”中因果关系判断标准的评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从积极的与消极的两个方面规定了因果关系的认定条件。前者集中反映在第十八条：
“投资人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一）投资人所投资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
（二）投资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买入该证券；
（三）投资人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因卖出该证券发生亏损，或者因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
后者集中反映在第十九条：
“被告举证证明原告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一）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已经卖出证券；
（二）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进行的投资；
（三）明知虚假陈述存在而进行的投资；
二审离婚案件中有限产权房屋的处理
王德满

　　　　有限产权房屋是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城市职工住房制度改革中，职工住房由实物分配向货币分配的过渡中形成的产物。由于其所有权、使用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加之对此法律规范的不完善性，致使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中对离婚时夫妻一方或双方共同取得的有限产权房屋难以处理。笔者仅就审判实践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谈一些粗浅看法。
　　一、有限产权房屋的几种形式及其法律特征
　　有限产权房屋，又称部分产权房屋或优惠出售公有房屋。是指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以下简称单位)在新建或购买房屋时由单位和个人各按一定比例投入资金，或将原出租给本单位职工的旧房，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以低于房屋实际价值的价格出售给本单位职工，单位与职工共同享有所有权的房屋。其法律特征是：单位和职工两个不平等的主体共同成为房屋权利的主体，在房屋产权形态上二者是按份共有关系，各自占有的份额依合同约定。在权利具体分配上，由单位和个人两个主体共同行使一个完整的物权，房屋对外是一个产权，对内由单位掌握房屋产籍的控制权和管理权。购房职工拥有所购房屋的部分产权，即占有权和使用权、有限处分权和收益权。
　　当前，有限产权房屋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单位提供土地，职工提供资金共同建房，房屋产籍落在单位名下，即准商品房。职工有占有、使用权和有限处分权，占有、使用权可以继承，可以对内、对外出售，在对外出售时，单位收回与其投入的土地等价的资金；
　　　　2?单位以大比例、职工以小比例投入资金建房，即公建民助。产权执照登记在单位名下，单位通过在本单位内部使用房屋使用证的形式对职工住房进行统一管理，房屋可以在本单位内部职工间进行买卖、出租，出卖、出租所得的利益归职工个人，单位通过控制产权不外流，解决本单位职工住房的形式，间接行使其部分所有权。有的也可以对外出售，在出售时单位收回其照顾的资金。
　　　　3?单位以小比例、职工以大比例投资建房，即民建公助。房屋产籍落在职工名下，单位统一管理职工的房屋执照，并规定职工在一定年限内不得出售(一般为五年)，限制期满后房屋执照发给职工，职工在出售或出租时，单位享有优先购买权和承租权。以上是当前有限产权房屋的几种主要形式，此外，与之相类似的还有有偿使用房屋、全额集资房屋、联建集资房屋等，虽然具有有限产权房屋的某些特征，但由于所有权的独占性或不确定性，不属于有限产权房屋的范围，这里不再列举和讨论。
　　从有限产权房屋的形成过程和管理方式上看，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主体特定性。根据房改政策规定，购买公有房屋部分产权，并享有价格优惠资格的购买人仅限于售房单位的职工，非本单位职工无权购买。二是权利的分散性。从民法的物权理论来讲，一个完整的物权是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个权利的统一。但有限产权房屋基于单位与职工对所有权的按份共有关系，完整物权包含的四个权利出现了分离，分属于两个不同主体享有，或者某一种权利由两个主体共有。三是福利性。所有的有限产权房屋，均体现了单位对职工的福利待遇，就职工或单位一方来说，义务与权利并不是严格对等的，房屋出售的价格并未完全体现房屋本身的商品价值，尤其经济效益好的单位，职工仅付较少的价金，即可取得相当大的权利。四是主体的平等性和管理的不平等性。有限产权房屋是基于单位与职工之间的合同产生的，就单位与职工因有限产权房屋建立的法律关系的性质而言，单位与个人应当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但事实上，由于单位在行政管理上的主动性和分配住房的福利性，常常会出现平等的合同关系与不平等的行政管理关系相融合的局面，职工的权利不能充分得以行使，对自己享有的部分产权的处分受到制约。
二、离婚案件中处理有限产权房屋存在的问题
　　优惠出售公有住房，实行单位与个人共同筹资建房的制度，是在城市住房制度改革的初期，人们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观念还不能立即改变，在职工的实际收入较低的情况下，实现建房资金的快速周转，增加新建房屋的投资，解决城市职工住房困难，推进住房私有化进程的有效手段。但这种新型民事法律关系的存在，也为人民法院处理相关的纠纷带来很大的困难，尤其在离婚案件中，就存在房屋权属难确定、房屋价值难认定、分割财产难落实等诸多困难，在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难以确定夫妻对有限产权房屋享有的权利范围
　　如前文所述，一个完整的物权分为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利，而有限产权房屋并非是将这四项权利机械地分属于单位与职工两个权利主体，职工享有的是完整的占有、使用权和不完整的收益、处分权。房屋的按份共有关系并不是十分清晰、明确，有限产权房屋本身就包含着单位对职工的福利，单位管理房屋的本身就是限制职工某些权利的行使，职工所占产权的份额难以用单独的某项权利或货币来体现，而离婚案件分割财产时，是权利分配的具体化，必须是具体的权利或是定量的财物，因此在判决时，就难以确定具体权利归属夫妻任何一方。
　　(二)法律不能确定期待权的归属
　　有限产权房屋的一种常见的形式是单位限制职工在一定期限内不得出售，期限届满后可以自由买卖，在限制期间内，职工享有的是占有、使用权和对完整物权的期待权，实质上，占有、使用权受制于期待权，一旦期待权实现，占有、使用权就不能独立地行使。在离婚案件中，夫妻双方最关心的也不是暂时的占有、使用权，而是完整物权的期待权。因为期待权的实现要受到种种客观的、主观的因素制约，它超前于现实，所以法律不能对之确认，因为也就不能将其作为财产或权利进行分割或划分。
　　(三)有限产权房屋价值难以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规定，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包括一方或双方劳动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由于有限产权房屋不同于独立的使用权，它是以有限的所有权的形式而存在，因此在婚姻存续期间一方或双方购买房屋的有限产权，是由财产转化来的权利，并以财产份额来表现的，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应当予以分割。在具体处理中，往往要先确定其实际价值，再调解或判决产权归属一方，并给付另一方一半的补偿。由于产权的不完整性，致使难以认定夫妻共同享有的价值。价格评估只能计算全部产权的价值，而不能计算夫妻双方享有的那部分产权的价值；按夫妻投入的价金计算部分产权的价值，又忽略了房屋的升值部分(当前绝大多数有限产权房屋出售价格都高于原来集资价金)，也不能体现夫妻共同财产的实际价值。
　　(四)权利难落实
　　由于有限产权房屋的形成包含着单位与职工之间劳动关系的因素，即具有福利性，因而当职工享有的那部分权利主体变化时，就必然干预了单位与职工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甚至损害单位的利益，因此，法院判给非建房单位职工一方的权利时，其权利难以落实，且容易引发新的纠纷。
三、离婚案件中对有限产权房屋的处理
　　在离婚案件中处理有限产权房屋，除应遵循法律规定的男女平等、照顾无过错方、保护妇女和儿童权益、利于生产生活等原则外，还要充分体现维护国家、集体财产利益，平等地保护售购房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法律原则，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规范调整有关房改所产生的法律关系，实事求是，合情合理地解决离婚案件当事人对有限产权房屋的诉争。
　　(一)对房屋权属的处理
　　有限产权房屋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不是房屋的全部所有权，也不是独立的使用、承租权，而是包含占有权、有限处分权、有限或全部收益权在内的“部分产权”。因此判决或调解“房屋归××所有”或“房屋归××使用”等都是不正确或不全面的，应当在调查购房人享有的具体权利后，对具体的“部分产权”做出实体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离婚案件中公房使用、承租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解答》)对离婚案件当事人在何种情况享有使用、承租权作了具体规定，并同时规定对有限产权的处理可参照使用权、承租权的规定。笔者认为，具有下列情形的，可判令“部分产权”归夫妻任何一方所有：1?婚前由一方取得部分产权房屋，婚姻关系存续5年以上的；2?婚前一方取得本单位部分产权房屋，离婚时，双方均为本单位职工的；3?一方婚前借款投资取得部分产权房屋，婚后夫妻共同偿还借款的；4?婚后一方或双方申请并投资取得部分产权房屋的；5?婚前一方承租的公房，婚后因该承租房屋拆迁并投资取得部分产权房屋的；6?夫妻双方单位投资联建或联合购置的共有房屋，夫妻一方或双方取得部分产权的；7?一方将其承租的本单位的房屋，交回本单位或交给另一方单位后，另一方单位另给调换房屋，投资取得部分产权的；8?婚前双方均租有公房，婚后合并调换房屋，投资取得部分产权的；9?单位同意变更房屋产权共有关系的。
　　(二)有限产权价值的认定与分割
　　有限产权的价值是通过对房屋所有权占有的份额体现的，职工拥有的有限产权的价值应当是当地同类房屋的标准价乘以职工占有的产权比例。单位与职工对产权份额约定不明确，并且单位与职工就产权比例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应当按建房时的成本价和职工投入的资金数额计算职工占有的产权比例。在离婚案件中，如双方当事人同意或者双方经济、住房条件基本相同，也可以采取竞价方式解决。
　　由于有限产权房屋是财产的一种特殊存在形式，本质上属于财产的一种，因此在分割有限产权房屋时，应当依照《婚姻法》和《意见》的规定，首先界定是婚前个人财产还是婚后共同财产，原则上只有属于婚后共同财产的才能予以分割。这与前文所述的对房屋权属处理原则并不相矛盾，因为前文所指的是双方离婚后是否具有继续享有“有限产权”的权利，即是否有占有、使用权。由于夫妻双方或一方与单位之间存在的特定关系，而使双方都具有分得部分产权的权利，这种权利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而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应当依照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分清个人财产、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共同财产，对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那部分进行分割。按照《解答》的规定，双方共同投资取得部分产权的，当“部分产权”分给离婚的一方当事人后，应按所得房屋产权的比例，依照离婚时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公布的同类住房标准价，给予对方一半价值的补偿。在审判实践中，这种处理方法已经得到人民法院和诉讼当事人的认同，但对于一方当事人离婚时有取得有限产权的权利却在对方取得房屋时没有投资，即有限产权房屋作为财产属性，不是婚后共同取得的情况应如何处理，即有限产权房屋作为财产属性，不是婚后共同取得的情况应如何处理，存在争议较大。如某男甲与某女乙离婚，双方结婚共同生活六年，甲在婚前自己投资取得本单位部分产权房屋。按《解答》的规定，双方共同生活五年以上，乙有该房屋的使用权，并参照此规定，也应有取得部分产权的权利。但按《意见》的规定，房屋只有经过八年才能转化为共同财产，本案中乙又没有分割此项财产的权利，对这种情况应如何处理?笔者认为，如果部分产权分给投资的一方，应当给对方适当的补偿，这种补偿是独占对方取得有限产权房屋权利的补偿(因为双方都有取得部分产权的权利，而这项权利只被一方独占)，数额可以考虑到房屋的价值、对方的经济条件等酌情确定；如果部分产权分给未投资的一方，应当按所得部分产权的实际价值全额给予对方补偿，这体现了个人财产归个人所有的原则。
　　(三)对所有权具有期待权房屋的处理
　　对单位限制职工不得在一定期限内出售，限制期满后，即可取得房屋所有权的房屋，在限制期间内因离婚请求分割房屋有限产权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这种房屋职工占有产权的份额比较大，限制期限届满后房屋权属的性质发生根本改变，由有限产权变为职工的完全产权。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是所有权的期待权。笔者认为，对于这种房屋，也应按本文前面所述的原则处理。因为离婚案件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必须是离婚时实际存在的财产，将来可能得到的、现有财产将来能够孽生的、离婚时已经灭失的财产都不能作为共同财产处理。而对所有权享有期待权的房屋在离婚时的产权存在状态是有限产权，职工享有占有、使用权和有限处分权。与另外几种有限产权房屋并没有原则上的差异，因此，认为是期待权而不能用法律调整或把期待权视为完全产权都是错误的。
　　(作者单位：吉林省珲春市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