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管理办法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政府
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管理办法
（昆明市人民政府令第17号 1997年3月7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滇池风景区旅游资源，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昆明旅游度假区的批复》和国务院《关于试办国家旅游度假区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以下简称度假区)是经国务院批准建设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位于昆明市西南部，滇池北岸，总体规划面积18．6平方公里。
第三条 度假区是昆明市改革开放的综合试验区，对外开放的窗口，旅游支柱产业的重要基地。旅游观光与度假相结合，与东南亚旅游市场融为一体，成为既符合国际旅游度假要求又有云南民族特色的、以接待海外旅游者为主的综合性旅游度假区。
第四条 度假区内的各类单位和个人以及在度假区登记注册的企业，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以及云南省、昆明市的有关规定和本办法。
第二章 管委会的职责和权限
第五条 昆明市人民政府在度假区设立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代表昆明市人民政府对度假区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
第六条 管委会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关于度假区各项工作方针、政策。
(二)根据国家、省、市关于度假区各项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制定适用于度假区建设与发展的有关政策、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
(三)研究编制度假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经市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四)根据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建设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规，组织编制度假区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并负责组织实施和管理。
(五)探索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与国际惯例相衔接的现代行政管理体制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六)对度假区的各类单位和个人进行管理和监督，保障企业依法自主经营；做好协调和服务工作。
(七)组织或审批进入度假区的投资项目。
(八)开展国际旅游、经济贸易合作和交流，开拓国际市场，按规定处理度假区的有关涉外事务。
(九)负责协调各级各部门和各单位有关度假区的工作。
(十)兴办和管理度假区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社会化、专业性、中介性的职务事业。
(十一)负责度假区，内农村村镇建设、征地动迁的有关工作。
(十二)完城国家、省、市人民政府交给的其他工作。
第七条 管委会权限
(一)昆明市人民政府赋予管委会在度假区内行使市级经济管理权限和部份行政管理权限。
(二)管委会可以根据职责和工作任务，设立相应的内部职能机构，在度假区行使市级相关部门的管理权限，业务上接受市政府相应职能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三)统筹安排度假区内的投资项目。在度假区投资的项目投资总额在市人民政府审批权限内的，由管委会审批；超过市人民政府审批权限的，由管委会初审后转报上级有关部门审批。
审批总投资在三千万美元以下的外商投资项目，并代发外商投资企业批准书。
(四)协调、监督有关部门设在度假区的分支机构的工作，并做好服务。
(五)依法对度假区内的各类单位和个人以及在度假区注册的企业进行监督和管理。
(六)负责度假区内的财政、国有资产、劳动人事、公安、统计、知识产权和工商行政管理等工作。
(七)负责度假区内规划、土地、环保、建设、市政公用和房地产管理工作。
(八)按总体规划，建设和管理度假区内的各项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
(九)依法管理度假区的进出口贸易、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其他涉外经济活动。
(十)依法处理度假区的涉外事务；按规定审批度假区有关人员因公出国(境)和对外邀请等事项。
(十一)负责度假区内的社会治安和户政管理工作，在市核准的指标内，审批和办理城镇户口落户手续和农转非手续。
(十二)国家、省、市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三章 投资和项目管理
第八条 鼓励在度假区兴办下列项目：
(一)旅游观光游览项目；
(二)文化娱乐及游乐项目；
(三)商务旅游；
(四)旅游住宿及其他度假设施项目；
(五)旅行社及其他相关服务项目；
(六)旅游商品的开发生产和经营项目；
(七)旅游商品的进出口贸易项目；
(八)区内配套的第三产业项目；
(九)旅游交通项目；
(十)国家允许和特许的其他项目。
第九条 度假区不得兴办下列项目：
(一)污染生态环境的；
(二)中国政府禁止的。
第十条 投资者可采用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允许的投资经营方式，在度假区进行投资和经营。鼓励各类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个人或中介机构以专利、科技成果等知识产权或劳务收入投资入股，其股份比例最高可占企业注册资本的25%。
第十一条 鼓励和支持中外各类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到度假区进行成片开发，管委会可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提供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支持。
第四章 建设管理
第十三条 管委会设立含规划、土地、环保、建设、市政公用、房管等管理部门为一体的建设管理机构，属管委会内设机构，接受市规划、土地、环保、建设、市政公用、房管等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第十四条 度假区建设管理机构负责度假区的规划、土地、环保、建设、市政公用和房地产管理，并做好下列工作：
(一)负责度假区内土地的征用、开发管理工作和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划拨和转让、出租、抵押工作，代发全市统一编号的《土地使用证》等有关证书；负责度假区内的土地监察工作。
(二)审批度假区内的修建性详规；代发全市统一编号的《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负责核收有关费用；负责度假区内的规划监察工作。
(三)负责审批度假区内的建筑初步设计，审验施工企业资格，发放施工许可证；负责核收有关费用；负责度假区内的城建监察工作。
(四)负责度假区内的各项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管理工作，负责度假区内的市政监察工作。
(五)负责度假区内的房地产产权、产籍管理和房地产市场管理；负责核收有关费用；代发全市统一编号的有关证书；负责区内的房管监察工作。
(六)负责编制度假区环境保护规划，报市政府批准后纳入度假区总体规划；审批区内的环保项目及环保设计和工程项目；代发《环保施工许可证》、《环保设施验收证》和《排放污染物许可证》。负责区内环境监测，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征收区内的排污费和超标排污费。
第五章 工商行政、财政税务管理
第十五条 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度假区设立分局，分局接受派出部门和管委会的双重领导，负责度假区企业的工商登记注册和其他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第十六条 管委会设立度假区财政分局，是市财政管理部门的分支机构，其业务工作由管委会领导，接受市财政管理部门的指导和监督。度假区财政分局负责编制和执行度假区的财政年度预决算；管好用好度假区内的财政资金和上级下达的各项资金；负责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对区内的各类单位进行财务、会计的监督管理。
第十七条 市税务管理部门在度假区设立分局，负责对区内的各类单位和个人以及在度假区登记注册的各类单位和个人的税收征管工作，审批、办理有关税务业务。
第十八条 度假区设立分支金库。度假区的财政收入，扣除按规定上缴中央和省的部分外，全部留在度假区用于开发建设。
第六章 劳动人事和治安管理
第十九条 管委会设立度假区劳动人事行政管理机构，负责度假区的干部调配、人才交流、职称评聘、工资计划、劳动管理、劳动争议仲裁、社会保险、劳动监察等各项行政管理工作。
第二十条 度假区内商务、管理人员和其他人员，一年内需多次出入国(境)的，可按规定办理一次审批多次往返有效的出入国(境)手续。
第二十一条 市公安部门在度假区设立分局，分局接受派出部门和管委会的双重领导，负责区内的治安、户政等管理工作。
第二十二条 在市核准的指标内，由度假区公安分局负责审批办理区内户口迁移、农转非等手续及对区内蓝印户口的审批管理。
第二十三条 进入度假区企业的外地人员，实行暂住户口制度。对确有实绩的科技人员(包括政策规定亲属)，按有关规定办理正式落户手续。
第七章 企业管理
第二十四条 度假区的企业分别享受下列优惠：
(一)外商投资企业享受国家规定的沿海开放城市、旅游度假区和本市规定的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
(二)国家、省、市给予度假区的其他优惠。
第二十五条 进区企业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的要求，坚持按现代企业制度进行运作，实行进区改制。
第二十六条 管委会对兴办各类项目的申请，手续完备的应在十五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并批复或转报。
第二十七条 经批准的项目，投资者须按规定的期限投入资本，动工兴建。如不能按期投入资本动工兴建的，应申请延期；无故拖延的，按合同规定处理。
第二十八条 度假区内的企业，应在度假区内设立账簿，并按规定向度假区管委会报送各类报表。
企业报送的年度会计报表，应经中国注册会计师验证和出具证明。
第八章 支撑服务体系管理
第二十九条 管委会设立创业服务中心，建立有关外贸、法律、会计、知识产权、资产评估、信息咨询、人才培训等支撑服务体系。
第三十条 海关可在度假区设立派出机构或派驻人员，办理海关业务的有关手续，设立保税商店和保税仓库。
第三十一条 度假区的贷款指标实行专项安排，允许交叉贷款。
银行可在度假区设立分支机构，负责办理有关金融业务。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度假区可设立风险投资公司、财务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度假区企业经批准后可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等方式筹集资金。
第三十二条 保险公司可在度假区设立分支机构，开办经批准的国内及涉外保险业务。经上级保险公司批准，区内设立的保险公司，可利用赔款准备金、长期业务储备金在度假区内进行投资和贷款。
第九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管委会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和单项规定。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由昆明市人民政府解释，管委会负责组织实施。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原《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管理暂行办法》(1992年9月8日市政府令第8号)同时废止。
昆明市人民政府原颁布的各项有关规定与本办法相抵触的，以本办法规定为准。
惩罚犯罪--渐行渐远的立法宗旨——关于 罪犯权利与公民权利的理性思考
李新福
摘 要：惩罚犯罪是不同政治制度国家刑事法律共同的立法宗旨，通过惩罚犯罪达到遏制犯罪、保护公民、维护社会秩序的最终目的。但是，近年来我国由于人权思想在法律领域的超前应用，由于个别司法人员、辩护人员、法学研究人员职、权、名、利思想的影响，罪犯权利不断非理性扩张，法律惩罚犯罪、对违法犯罪的威慑作用逐渐削弱，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秩序能力持续下降。法律惩罚犯罪、遏制犯罪的立法宗旨与实际效果渐行渐远，应当进行认真的思考。
关键词：惩罚犯罪；立法宗旨；人权；法律应用；思考
惩罚犯罪是不同政治制度国家刑事法律共同的立法宗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编第一章第一条：“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1〕此法条开宗明义指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立法宗旨，同时，也揭示了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民的辩证关系，即只有惩罚犯罪，才能保护人民；要保护人民，必须惩罚犯罪。但是，近年来我国由于人权思想在法律领域的超前应用，由于个别司法人员、辩护人员、法学研究人员职、权、名、利思想的影响，罪犯权利不断非理性扩张，法律惩罚犯罪、对违法犯罪的威慑作用逐渐削弱，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秩序能力持续下降。法律惩罚犯罪、遏制犯罪的立法宗旨与实际效果渐行渐远。
盗窃、抢劫这类不劳而获、严重挑战社会秩序的行为，社会不断为之付出巨大的防治成本，公民不断为之付出财产和生命的代价，是一种不同政治制度国家都公认的犯罪行为。盗窃、抢劫犯罪没有社会政治制度的渊源，也没有社会存在的合理性或必要性，且犯罪界限清楚，认定简单，理应严厉打击、大力遏制，即使达不到“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效果，也能使社会秩序良好，公民安居乐业。但是，近年来我国盗窃、抢劫犯罪日见猖獗，人心惶惶。法律对此类犯罪威慑力量不足的主要原因是立法、司法中罪犯权利持续非理性扩张，此类犯罪成本太低，应当进行认真的思考。
一、犯罪嫌疑人是普通公民还是罪犯——审判前的罪犯权利与公民权利
罪犯与公民的权利不是相同的，因为罪犯的权利要根据其犯罪性质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如限制人身自由权利、限制社会政治权利、限制生命生存权利等。罪犯限制其权利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两个关键点，一是由谁认定其罪犯身份，二是由谁来限制罪犯的权利。
“罪刑法定”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大陆法系的司法原则，这里的“法”指的是法律，即是否犯罪法律条款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条“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由于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具有执法权和最终犯罪确认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2〕因此在现实中许多人形成“罪刑法院定”的不准确法律概念。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是指法院具有最终形式犯罪确认权，但是如果因此认为犯罪嫌疑人在法院审判前具有普通公民权利，那是错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条“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由此可见，在法院审判前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可以搜查犯罪嫌疑人住宅，可以限制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私人住宅、人身自由不可侵犯是普通公民的权利，这说明犯罪嫌疑人不是普通公民，是限制权利的公民，也就是认为罪犯。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法院审判前可以采取以上行为，说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有认为犯罪的能力和权力，其认为的依据是有关犯罪行为的法律条款，符合“罪刑法定”的司法原则。因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也是执法机关，所以也可以实施限制犯罪嫌疑人权利的措施。那么普通公民能不能认为他人犯罪并采取限制犯罪嫌疑人权利的措施呢？
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既然是否犯罪是以法律条款衡量，那么知道、理解有关法律条款的普通公民同样可以认为犯罪。只是普通公民因为文化基础、理解能力、专业知识的差异，其认为犯罪的准确度不同，但是关于犯罪的一些基本的认识应当不会差异很大。难以设想一个国家的公民如果连一些基本的犯罪行为都不知道，社会秩序如何维持，社会如何运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对于有下列情形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一）正在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二）通缉在案的；（三）越狱逃跑的；（四）正在被追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这些法律条款都说明普通公民具有基本的认为犯罪和限制罪犯权利的权力。
可是，在现实中公民的这种权力往往受到较大的限制或否定。在盗窃、抢劫案司法实务中，普通公民现场抓捕扭送盗窃犯、抢劫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普通公民认为犯罪的第一种条件，但是法条赋予公民的“扭送”权力往往难以实现。因为扭送往往存在搏斗，法条没有界定公民采取制服犯罪嫌疑人行为的法律性质，司法中往往是犯罪嫌疑人如果受伤或死亡，公民应承担赔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但如果是公民受伤，犯罪嫌疑人难以赔偿。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关于正当防卫的条件，“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条款，由于实践中难以把握，使公民正当防卫时缩手缩脚、投鼠忌器，罪犯则肆无忌惮，气焰嚣张，实际效果是正当防卫中被侵害的公民打击罪犯的权利受到法律制约，而罪犯的生命健康权——实际是逃跑、拒捕行为得到法律一定保护。
当前，盗窃、抢劫罪犯起诉被害人的案件屡见不鲜，往往是因为被害人在防卫、自救、抓捕犯罪犯中造成罪犯受伤或死亡，罪犯及其辩护人的理由往往是他们未经法院审判认定，不是罪犯，他们有普通公民的生命健康不受侵害权；被害人不是执法人员，不具有限制他们权利的权力。即使事后事实证据已经证明其盗窃或抢劫的犯罪事实，也还有许多司法人员、法学研究人员认为当时被害人不具有这种采取措施限制、制止、打击盗窃、抢劫犯罪的权力。许多被害人因此承担刑事和民事赔偿责任。
二、保护公民权利还是保护罪犯权利——权利对抗时的罪犯权利与公民权利
形式逻辑矛盾律揭示：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一个思想及其否定不能同时是真的。即一个概念与另一个概念如果是完全对立的，则肯定了其中的一方，必然否定另一方。我们在对罪犯权利和公民权利的思维中，因为罪犯权利和公民权利存在此消彼长的对抗性，因此要肯定公民的某些权利，必须否定罪犯的一些与公民这些权利相对抗的权利。
在公民扭送现行盗窃、抢劫犯罪分子时，法律肯定公民的扭送权力，必须一定程度否定犯罪分子的生命健康权，因为如果发生拒捕搏斗，不能保证犯罪分子不受到制服措施的伤害。在公民对抢劫犯的正当防卫中，既然法律肯定了公民防卫的权力，也必须一定程度否定犯罪分子的生命健康权不可侵犯的权利，否则，公民正当防卫的权利实际是一句空话。当然，法律关于正当防卫条款并无肯定犯罪分子的生命健康权不可侵犯的权利，但是，“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等限制，使公民的正当防卫行使困难，罪犯的权利却得到有效保护。
2006年5月3日，小偷在偷窃30岁的下岗职工任朝阳的自行车时，被其当场抓获。任朝阳将他扭送到派出所。在扭送途中，小偷手腕骨折，被鉴定为轻伤。2006年8月30日，小偷盗窃行为属实，依法被处以行政拘留5日；2007年6月11日，小偷起诉任朝阳，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任朝阳犯故意伤害罪，免予刑事处罚，赔偿受害人8937.7元。〔3〕显然，这类司法把握，是肯定了小偷的生命健康权，否定了公民保护个人财产不受侵犯、扭送违法犯罪分子法办、与犯罪分子作斗争的权利。
在抢劫的正当防卫界定中，很多司法案例把抢劫成功后当作不法侵害已经结束，否定被害人自救、反击、抓捕罪犯的行为，以罪犯的生命健康权对抗被害人的打击犯罪、保护个人财产权利。这种界定事实上使法律成为抢劫犯的保护伞：抢劫犯一旦抢劫成功，被害人已经失去正当防卫条件，如果继续对罪犯采取夺回财物、制服抓捕措施，造成罪犯伤亡的，已经不是正当防卫性质，要承担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的刑事责任。湖南长沙的士司机黄中权、辽宁营口的士司机杨友刚撞击抢劫犯案，都是典型的例子。
三、生命健康权不能高于财产权——主体不同时的罪犯权利与公民权利
主体平等才能权利平等，这也是法律的一个基本概念。我们在衡量罪犯与公民的权利时，显然犯罪的公民与守法的公民是不同的主体，一方是被限制权利的公民，一方是完全权利的公民，他们的权利是不能平等的。许多司法审判把犯罪的公民与守法的公民的生命健康权放在同等的地位，他们之间谁侵犯了谁的生命健康权都是性质相同的违法犯罪，认为这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错误理解法律的公平与公正。
生命健康权高于财产权的一般司法原则也只能适用平等主体之间，如守法的公民与守法的公民之间，犯罪的公民与犯罪的公民之间，如果认为罪犯的生命健康权高与守法公民的财产权，显然是忽视了法律主体之间的不同，错误应用生命健康权高于财产权的一般司法原则。
当前，在有关抢劫案件正当防卫中，生命健康权高于财产权的一般司法原则常被错误应用。有些司法人员、法学人员认为抢劫犯侵犯的是被害人的财产权，而被害人自救、反击、防卫措施侵犯的是对方的生命健康权，属性质更严重的违法犯罪。如果一个犯法歹徒的生命健康权高于一个守法公民的财产权，那么，公民的财产只能任由歹徒盗窃、抢劫而不能有半点不满或抗争，因为抗争大多会损害歹徒的生命健康，会受到共和国法律的制裁。那么，大多数懂法的公民都只能眼睁睁看着盗窃、抢劫犯罪分子作案、逃逸，扭送犯罪分子、正当防卫无人敢为。
2004年福建省某市曾发生杨青芸追赶盗窃其自行车的方银菊，意欲将其擒拿归案，方银菊逃入机动车道致被汽车撞伤。后方银菊方把杨青芸告上法院，要求赔偿医药费。一审法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为据，认为方银菊在机动车道上杨青芸不应继续追赶，生命健康权不可侵犯，判处杨青芸赔偿医药费6617元。这是罪犯生命健康权高于普通公民财产权的典型判例，至二审时才得以纠正。
四、以暴制暴——普通公民非常时刻的非常权利
在普通公民与犯罪分子作斗争中，以暴制暴一般都被司法人员认为是错误的、违法的行为，其核心论点是犯罪分子未经审判，不能确认他有罪；公民不具有制裁罪犯的权力，并且存在制裁程度的不准确。其实，以暴制暴的性质、现实意义应当进行认真的分析。
对犯罪分子的法律处理，不外乎教育与惩罚两种方法，其中法律惩罚就包括死刑等以暴制暴性质的惩罚，只不过这个以暴制暴是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由执法机关执行。公民在受到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时，法律赋予正当防卫或无限防卫的权力，实际就是赋予公民以暴制暴的权力，这是普通公民非常时刻的非常权利。以暴制暴是对犯罪分子的惩罚，也符合法律惩罚犯罪、打击罪犯的立法宗旨。
以暴制暴在当前治安形势下具有现实积极意义。古语云：乱世须重典。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创建小康社会进入关键时期，虽然社会基本稳定，但是由于社会大变革期间，各种政治思潮的涌起，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对于盗窃、抢劫这些恶性挑战社会秩序的犯罪，法律打击力度不足，威慑力量不够，犯罪成本太低。法律不能有效遏制此类犯罪。公民对盗窃、抢劫犯的积极斗争和反击是对法律打击此类犯罪的有力支持，对提高盗窃、抢劫成本，扭转目前盗窃、抢劫犯罪猖狂的局面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公民敢于参与打击罪犯，具有现场性、及时性、准确性、高效性，提高了这类犯罪的成本，也减轻了公安部门的破案成本，是遏制此类犯罪的重要力量。如果公民这股提高盗窃、抢劫犯罪成本的力量，并不能得到法律的理解和支持，被定性为非法的以暴制暴，盗窃、抢劫如何遏制？社会治安不良局面如何扭转？
古语“矫枉过正”是指纠正错误过了一定的界限，也是错误。后人针对这种观点提出“矫枉必须过正”的论点，是指在纠正严重、顽固错误时，其开始时力度要大一些，才能有效纠正错误。许多罪犯的行为表明，在法律制裁和公民以暴制暴打击罪犯两者中，他们更惧怕的是后者：法律制裁，许多路面一般盗窃、抢劫只是很轻的惩罚，不足为惧，并且也难得被抓到一次，许多人屡抓屡犯、屡教不改；公民以暴制暴、奋起反抗、正当防卫，现场、及时、准确、多发，他们不但会更多被抓捕，受到法律制裁，还可能受到制服措施的皮肉之苦，无限防卫时甚至生命不保。常常看到盗窃、抢劫犯罪嫌疑人被群众抓获，他们盼望快来警察带走他们，保护他们，这也印证这些罪犯并不惧怕法律，而是更惧怕同仇敌忾、义愤填膺的人民群众。
最近，曾经有一个地方的公安局针对当地两抢犯罪严重，进行严厉打击此类犯罪的阶段性行动，宣传发动时在街道、路面上打出“飞车抢劫，当场击毙”的标语，有法学人士就出来指责口号不懂法、不合法、误导群众。其实此口号不但很有激情，很有威慑力量，也很有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按照本款法理，抢劫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适用以上无限防卫或称特殊防卫条件，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飞车抢劫，当场击毙”的内涵是正在进行的抢劫犯罪，被害人采取正当防卫或警察采取保护被害人紧急措施，即使造成抢劫犯死亡，也是合法的。口号警告犯罪分子抢劫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鼓励公民对抢劫犯罪奋起反抗。口号需要简洁、有力，如果把这个法条全文张贴，就不是易懂、易记、易传的标语口号。
当前，在普通公民与犯罪分子作斗争问题上，我们常常看到普通公民在扭送犯罪分子、抓捕犯罪分子、自卫反击、正当防卫、自救中造成犯罪分子伤亡时，他们的行为往往获得绝大多数普通民众的热烈支持，认为这是打击犯罪、惩罚犯罪、遏制犯罪的正义行为，许多司法人员、法学人员也认为普通公民敢于与犯罪行为作斗争，对遏制犯罪有重大现实意义。但是，也总有个别司法人员、法学研究人员总是“与众不同”，他们吹毛求疵，总是担心对犯罪分子的权利保护不够，普通公民打击犯罪的权利太多。其原因之一是他们职、权、名、利思想作怪，主观炒作法律神秘、严格、独立、权威、与众不同。之二是没有深刻理解法律的社会作用和立法宗旨，理解法律并不是法律人士的专利，法律是公民制定的，应当体现公民的意志，司法人员、法学研究人员应当注意公民的呼声。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公民对法律的理解来自切身的体会，法律是复杂的，但也不能复杂到令大部分公民不能理解。之三是对人权的错误理解，在法律领域超前应用人权。
人权之所以成为当前理论研究和社会应用的热点，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越来越注重人的生命意义，珍重人的个性发展；是因为人们对人的价值的重新认识；是因为近年来某发达国家一直把它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政治体制优劣的标准。我国从忌讳谈人权，到也谈人权、研究人权、应用人权，是我国在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政治理论同步融合的表现，也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新的发展和实践。
人权是人的价值的体现，提高人权是社会发展大势所趋。但是，人权的提高有赖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人权的应用也面临个体相对性矛盾。〔4〕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水平低下，人权的提高和应用应当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不能超前提高。同时，在人权的应用中，要特别注意人权的个体相对性，人权适用者都是社会中的“人”， 即集体的“人”， 人权应用不能是纯个体应用，必然同样、同时适用其他个体，因此，当不同人的人权发生对立时，应当以代表大多数公民权利的人权为本，排斥与其对抗的人权。
法律保护犯罪嫌疑人、犯罪人的应有权利，体现人权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但是，当犯罪嫌疑人、犯罪人的权利与广大公民的权利发生对立时，法律应当旗帜鲜明保护广大公民的权利，而不能以罪犯为本，本末倒置保护罪犯权利，这才是人权在法律应用中的基本原则。当前，在我国立法司法领域，人权的提高和应用，应以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有效维持社会秩序为前提，克服人权超前提高和应用的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