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保护条例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保护条例
(2012年3月29日江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管理
第三章 保护
第一节 湖体核心保护区保护
第二节 滨湖控制开发带保护
第三节 高效集约发展区保护
第四节 其他保护规定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五章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和改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发挥鄱阳湖调洪蓄水、调节水资源、降解污染、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多种生态功能，促进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范围内从事影响环境的生产、经营、建设、旅游、科学研究、管理等活动，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分为湖体核心保护区、滨湖控制开发带和高效集约发展区。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包括南昌、景德镇、鹰潭三个设区的市，以及九江、新余、抚州、宜春、上饶、吉安六个设区的市的部分县(市、区)，共三十八个县(市、区)，具体范围按照国务院批准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界定。
第四条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保护应当坚持统筹规划、生态优先、科学发展的原则，以水资源、水环境、湿地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为目标，以鄱阳湖体、沿湖岸线和长江江西段岸线资源保护与生态廊道建设为重点，加强宏观管理和综合协调，统筹湖区及其流域上下游、干支流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提高环境容量和生态功能，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五条 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鼓励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促进清洁生产，推进生态工业园建设，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鼓励环境科学技术研究和先进适用的环境保护技术的推广应用。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单位，以及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应当加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保护宣传，增强全民环境保护意识。
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开展形式多样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保护宣传活动。
第七条 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破坏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的行为进行批评、检举和控告。第八条对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保护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管理
第九条省人民政府领导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环境保护工作，成立由环境保护、发展改革、财政、工业和信息化、农业、林业、水利、国土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科技、旅游、统计等主管部门组成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保护综合协调机构(以下简称综合协调机构)。综合协调机构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贯彻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
(二)组织拟定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保护相关制度，协调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保护中的重大事项和行政执法争议；
(三)组织拟定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保护工作计划，检查和督促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各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依法开展环境保护工作；
(四)组织拟定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保护实绩考核目标责任，并组织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各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目标责任的完成情况进行检查、督促和考核。
综合协调机构办公室设在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第十条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政策和措施，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投入，促进环境保护、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
第十一条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指导、协调、监督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负责环境监测和环境信息发布工作。
第十二条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保护主要履行下列职责：
(一)发展改革主管部门负责产业布局规划和权限内建设项目的审批、核准、备案，指导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和管理，负责循环经济和资源综合利用工作，推进生态工业园建设，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污水管网配套设施、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规划布局工作，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办公室负责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综合协调及建设专项资金的筹集、安排和管理；
(二)财政部门负责办理本级财政涉及鄱阳湖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支出和有关政策性补贴、专项资金的监督管理；
(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工业和信息化技术改造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备案，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产业政策组织实施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设备的淘汰工作，推进工业清洁生产；
(四)农业主管部门负责农业面源污染控制、耕地质量保护、草地资源建设与保护和农业动植物资源的保护；
(五)林业主管部门负责植树造林，森林资源、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及相关湿地资源的保护，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和森林公园的建设管理；
(六)水利主管部门负责水资源保护和管理、水域及岸线防洪安全管理、河道采砂监管和水土流失防治；
(七)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土地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及地质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
(八)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指导城乡规划的实施和指导城乡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管网配套设施、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及风景名胜资源的保护和监督管理；
(九)交通运输部门负责正常的航道疏浚养护、防治船舶污染水域环境的监督管理；
(十)旅游主管部门负责旅游资源的开发、监督管理和保护；
(十一)统计主管部门负责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和经济、社会、科技和资源环境统计调查，定期发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统计信息；
(十二)科学技术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环保技术研究和环保技术成果推广。
其他有关部门和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管理机构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保护职责。
第十三条 省发展改革主管部门会同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编制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保护专项规划，经征求相关主管部门意见后，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保护专项规划的内容应当包括：构建区域生态功能保护结构体系、保护水环境安全、保护湿地资源、改善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合理处理处置固体废物、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加强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加强环境监管能力建设等。
环境保护专项规划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管理的依据。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的土地利用、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农业发展、防洪抗旱与水资源利用、城乡建设、旅游发展、自然保护区发展等规划应当与环境保护专项规划相协调。
第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补偿机制，设立生态补偿专项资金。
生态公益林按照国家和省人民政府有关规定实行生态补偿。
因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湿地以及野生动植物保护的需要，使湿地资源所有者、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给予补偿。具体补偿办法由省林业主管部门会同省财政部门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湖区专业渔民因禁渔期造成生活困难的，应当给予必要的生活补助。具体补助办法由省农业主管部门会同省财政部门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十五条 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应当逐步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考评机制，提高生态指标考核权重系数。湖体核心保护区生态指标考核的权重系数，应当大于经济指标权重系数；滨湖控制开发带生态指标考核的权重系数，应当大于高效集约发展区生态指标考核的权重系数。 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的环境保护实绩考核结果，应当作为其主要负责人任职、奖惩的重要依据。
第三章 保护
第一节 湖体核心保护区保护
第十六条 湖体核心保护区范围为鄱阳湖水体和湿地，以吴淞高程湖口水位2248米为界线。
沿鄱阳湖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改善鄱阳湖生态环境，增强鄱阳湖湿地涵养水源、休养生息的能力，稳定鄱阳湖水质。鄱阳湖水质总体按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Ⅲ类水标准保护。
第十七条 湖体核心保护区内的下列区域应当建立湿地自然保护区：
(一)代表不同类型的典型天然湿地；
(二)具有生物多样性丰富特征或者珍稀、濒危野生生物物种集中分布的湿地；
(三)候鸟主要繁殖地、栖息地，以及迁徙路线上的主要停歇地；
(四)对主要水生动物的洄游、栖息、繁殖、越冬有典型或者重要意义的湿地；
(五)具有重要生态价值、经济价值或者重大科学文化价值及其他特殊保护意义的湿地。
湿地自然保护区及其管理机构的设立和职责，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的规定执行。
对有特殊保护价值但不具备建立湿地自然保护区的湿地，应当因地制宜，采取建立湿地公园、湿地保护小区、湿地多用途管理区或者划定野生动物栖息地和野生植物原生地等多种形式加强保护和管理。
第十八条 沿鄱阳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和实施鄱阳湖生态移民、产业转移计划，减少人为活动对鄱阳湖生态环境的影响。
第十九条 沿鄱阳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农业、渔业、环境保护、水利、林业等主管部门，按照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和防洪抗旱、供水和水资源保护、湿地生态保护、野生动植物保护等要求，在湖体核心保护区内科学划定用于种植、养殖、捕捞的区域。
农业、渔业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划定的种植、养殖、捕捞区域，依法编制种植、养殖、捕捞规划，确定具体的种植、养殖面积、种类、密度、方式和布局以及禁渔期、禁渔区等。控制围网养殖和水禽养殖规模，禁止投饵性网箱养殖。
种植、养殖项目，应当按照种植、养殖规划实施，并服从湖泊蓄水调洪、湿地生态保护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的需要。
第二十条 在湖体核心保护区有螺洲滩实行封洲禁牧，控制血吸虫病的传播。因封洲禁牧影响湖区农民生产活动的，沿鄱阳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扶持湖区农民发展其他产业。
第二十一条 省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鄱阳湖候鸟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限制和减少候鸟主要生息繁衍场所的人为活动，保护候鸟及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省渔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鄱阳湖白鳍豚、中华鲟、江豚、鳜鱼、翘嘴红鲌等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建设和管理，为水生动物洄游、繁殖、生息提供优良场所。
省林业、渔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鄱阳湖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救护与繁育中心的建设，加强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
第二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在制定鄱阳湖采砂规划时，应当会同省交通运输、林业、渔业、国土资源、环境保护等主管部门确定可采区、可采期、禁采区和禁采期，并予以公告。
在鄱阳湖内从事采砂活动，应当依法办理采砂许可证。依法取得采砂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批准的开采时间、种类、作业方式以及开采范围、深度和开采量进行开采。
在鄱阳湖内从事采砂活动不得危害水利、交通等工程设施安全，不得破坏河湖岸线和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在鄱阳湖禁采期内，采砂船舶应当按照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地点集中停放。无正当理由，不得擅自驶离指定停放地点。禁采区内不得滞留采砂船舶。
第二十三条 在鄱阳湖停泊或者航行的机动船舶，应当按照标准配备相应的防止污染设备和污染物集中收集存储设施。
在鄱阳湖从事港口、码头作业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配备防治污染的设备、设施，及时处理作业、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废弃物，防止污染生态环境。
第二十四条 湖体核心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围湖造地、围湖养殖；
(二)非法围(开)垦、填埋湿地，烧荒，采矿，排放湿地水资源，或者修建阻水、排水设施；
(三)向鄱阳湖水体排放、倾倒工业废渣、城镇垃圾或者其他废弃物，或者在鄱阳湖最高水位线以下的滩地、岸坡堆放、存贮固体废弃物或者其他污染物；
(四)破坏鱼类等水生动物洄游通道，采用炸鱼、电鱼、毒鱼、耙网、定置网、机动底拖网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式和渔具捕捞鱼类、螺蚌及其他水生动物和底栖动物，或者在禁渔区、禁渔期内进行捕捞；
(五)投放无机肥、有机肥和生物复合肥进行水产养殖；
(六)采用天网、投毒、强光、仿声等方式非法猎捕以及非法出售、收购、运输、携带候鸟及其他受保护的野生动物； (七)种植有碍湿地保护或者阻碍行洪的林木和高秆作物。
第二节 滨湖控制开发带保护
第二十五条 滨湖控制开发带范围为沿湖岸线邻水区域，以吴淞高程湖口水位2248米为界线，原则上向陆地延伸三公里。
省发展改革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环境保护、交通运输、国土资源、水利等主管部门负责编制沿湖岸线资源保护与利用规划，经征求沿湖各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的意见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岸线资源保护与利用规划应当明确岸线的划定、保护、利用和管理等要求。
第二十六条 在滨湖控制开发带内，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因地制宜植树造林，构建生态屏障；保护鄱阳湖入湖河道的自然生态，适时进行尾闾疏浚，提高行洪和供水能力。
第二十七条 在滨湖控制开发带内，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坡耕地、沿湖沙山及交通沿线侧坡等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治理区的治理。禁止在二十五度以上的陡坡地进行土地开发，防治水土流失，减少泥沙入湖，改善生态环境。
第二十八条 在滨湖控制开发带内，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推广使用生物农药和非化学绿色防控技术，减少化学农药使用量。禁止使用高毒、高残留化学农药，限制使用除草剂，引导和鼓励农民科学施肥，减少农业面源污染。
第二十九条 滨湖控制开发带内建设项目应当符合国家和省产业政策以及沿湖岸线资源保护与利用规划。禁止新建、改建、扩建化学制浆造纸、印染、制革、电镀等排放含磷、氮、重金属等污染物的企业和项目。
鼓励滨湖控制开发带内现有工业企业搬迁异地改造、扩建。对滨湖控制开发带内搬迁异地的企业，有关部门应当在投资、信贷、土地使用、能源供应和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
第三十条 在滨湖控制开发带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科学规划旅游业，防止超环境承载能力过度发展。鄱阳湖周边度假村、旅游宾馆、饭店等应当安装污水处理设施，并确保达标排放。
第三节 高效集约发展区保护
第三十一条 高效集约发展区范围为湖体核心保护区和滨湖控制开发带以外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其他区域。
在高效集约发展区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科学划分生态保护、农业发展、城镇建设和产业集聚区域。在高效集约发展区内进行开发建设活动，不得影响自然保护区、自然和文化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以及饮用水源地、水源涵养区的生态环境和安全。
本省长江沿线有关市县人民政府应当按照长江江西段岸线利用管理规划，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岸线资源，推进沿江有关基础设施和重大产业项目建设，引导物流和产业向沿江布局。
第三十二条 在高效集约发展区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和国家的产业政策，将节能、节水、节地、节材、资源综合利用、可再生能源、可循环利用项目列为重点投资领域；鼓励发展低能耗、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项目；鼓励对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等的循环利用，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改造，优化产业结构。
新建工业项目应当进入工业园区。工业园区应当加强环境保护设施建设及绿化工程建设。
第三十三条 高效集约发展区内的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在进行开发建设决策或者建设项目审批时，应当优先考虑自然资源条件、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和上级人民政府核定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以法律、法规及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为依据。
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第三十四条 在高效集约发展区内进行城市建设和改造，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保护和规划各类重要生态用地，保护江河洪水调蓄区、湿地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区域内的自然生态系统，做到生态保护与经济建设相结合，防止生态环境的破坏和生态功能的退化。
第四节 其他保护规定
第三十五条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环境保护等有关部门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做好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应急准备、应急处置和事后恢复等工作。
可能发生环境污染事故的单位，应当依法制定本单位环境污染事故应急方案，报所在地市、县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并定期进行演练。
第三十六条 因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然性事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的单位，应当立即启动本单位的应急方案，采取应急措施，并向事故发生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报告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类型以及人员伤亡等情况；可能危及居民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的，应当立即通知周边单位和居民。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有关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做好应急处置工作，根据环境污染事故的具体情况，及时启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采取应急措施，疏散人员，并责令停止导致环境污染事故的有关活动。
第三十七条 对汇入鄱阳湖的主要河流，实行行政区界上下游水体断面水质交接责任制。主要河流断面水质控制目标由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主要河流市界断面水质的监测由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县界断面水质的监测由设区的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交接断面水质监测结果作为环境保护实绩考核的重要指标。
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布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水环境质量监测信息。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水利、林业、农业等主管部门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监测体系，加强对水环境、大气环境、声环境及土壤等其他生态环境的监测。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鄱阳湖沿岸直接入湖的排污口和主要河流入湖河口上溯三十公里范围内的排污口的监测；发现排污口附近水域水质有异常变化时，应当及时进行调查，依法予以处理，并及时报告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第三十九条 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按照湖体核心保护区、滨湖控制开发带、高效集约发展区的功能分区，逐步提高污染物排放标准。具体标准由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质量技术监督等主管部门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四十条 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逐步建立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机制。鼓励排污者削减污染物排放，降低污染治理成本。
第四十一条 重点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下，安装、使用在线监测装置或者视频监控系统，且不得擅自拆除、闲置、改变或者损毁。
重点排污单位和在线自动监控运营单位应当定期对在线监测装置或者视频监控系统进行维护校验，确保数据、图像等信息的实时准确传输。在线监测装置或者视频监控系统出现故障的，重点排污单位和在线自动监控运营单位应当立即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报告，并及时修复。
第四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排污者环境保护信用档案，记录其环境保护信用信息，将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承担环境保护社会责任等情况载入信用档案，并向社会公开。
排污者的环境保护信用信息应当作为环境监督管理、财政支持、政府采购的参考依据，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作为银行信贷、外贸出口、企业信用评定和企业上市等方面的参考依据。
鼓励排污者主动将自身的环境信息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向社会公开或者发布企业年度环境报告。
第四十三条 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安排建设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提高本行政区域城镇污水的收集率和处理率。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新建、在建城镇污水处理厂，应当同步配套建设脱氮除磷设施；已建的城镇污水处理厂没有脱氮除磷设施的，应当增设脱氮除磷设施，控制氮、磷等污染物的排放。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污水处理厂出水应当达到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发布的《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一级标准的B标准，对排放湖泊水库的执行A标准。
第四十四条 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结合生态乡、镇、村创建活动，实施河塘清淤，改造和完善水利设施，利用河塘沟渠的自净能力处理生活污水。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设污水人工湿地处理设施、生物滤池设施及接触氧化池处理设施。
第四十五条 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安排建设城乡垃圾收集、运输、处置设施，在村庄逐步设置垃圾收集点，对垃圾分类收集，对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包装物分类处理，提高垃圾处理的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水平。
第四十六条 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农业资源和农业生态环境状况，制定生态农业发展规划，设立生态农业试验区、示范区，推广先进适用的农业生产技术，因地制宜发展高效生态农业。
第四十七条 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核心保护区和滨湖控制开发带内新建、改建、扩建畜禽养殖场(区)的，应当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并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高效集约发展区内新建、改建、扩建畜禽养殖场(区)达到下列规模标准的，应当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并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一)猪常年存栏量三千头以上；
(二)肉牛常年存栏量六百头以上；
(三)奶牛常年存栏量五百头以上；
(四)家禽常年存栏量十万只以上。
未达到前款规定标准的畜禽养殖场(区)，兴办者应当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并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畜禽养殖场(区)应当建设与其养殖规模相适应的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综合利用设施，并保证正常运行。鼓励通过发展沼气、生产有机肥料和还田方式实现资源化循环利用。禁止向水体或者其他环境直接排放畜禽粪便、沼液、沼渣等废弃物。对现有未达标排放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应当限期整改、搬迁或者关闭。
第四十八条 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实行矿产资源勘查、开采规划分区制度。在禁止勘查、开采规划区内，不得新设固体矿产探矿权、采矿权；已取得固体矿产探矿权、采矿权的采矿企业，应当逐步有序退出。
第四十九条 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开发利用者应当承担整治恢复责任。拒不履行整治恢复责任或者整治恢复不符合要求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资源管理主管部门组织有治理能力的其他单位代为整治恢复，所需费用由开发利用者承担。开发利用者拒不承担所需费用的，由组织代为整治恢复的主管部门责令限期缴纳；开发利用者逾期仍不缴纳的，由组织代为整治恢复的主管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在鄱阳湖禁采区、禁采期进行采砂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可并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危害堤防安全的，没收其采砂船舶、机具；造成损失的，责令其赔偿损失。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相关主管部门依法处罚：
(一)围湖造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依照职权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擅自围(开)垦、填埋湿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湿地保护有关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处每平方米二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恢复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湿地保护有关部门代为恢复，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擅自排放湿地水资源或者修建阻水、排水设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湿地保护有关部门依照职权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处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恢复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湿地保护有关部门代为恢复，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三)向鄱阳湖水体排放、倾倒工业废渣、城镇垃圾或者其他废弃物，或者在鄱阳湖最高水位线以下的滩地、岸坡堆放、存贮固体废弃物或者其他污染物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采取治理措施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四)采用炸鱼、电鱼、毒鱼、耙网、定置网、机动底拖网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式和渔具捕捞鱼类、螺蚌及其他水生动物和底栖动物，或者在禁渔区、禁渔期内进行捕捞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渔具，吊销捕捞许可证；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没收渔船。
(五)向禁止投放区投放无机肥、有机肥和生物复合肥进行水产养殖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六)采用天网、投毒、强光、仿声等方式非法猎捕以及非法出售、收购、运输、携带候鸟及其他受保护的野生动物的，依照有关野生动物保护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七)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和高秆作物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清除障碍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使用高毒、高残留化学农药的，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后果，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对单位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重点排污单位未按规定安装或者闲置在线监测监控装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擅自拆除、改变、损毁在线监测监控装置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在线监测监控装置系统发生故障未在规定时间内报告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向水体直接排放畜禽粪便、沼液、沼渣等废弃物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逾期不采取治理措施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向其他环境排放畜禽粪便、沼液、沼渣等废弃物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五条 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予以问责，依法予以处分：
(一)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建设项目批准建设的；
(二)在禁止勘查、开采规划区内新设固体矿产探矿权、采矿权的；
(三)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等不依法履行职责的。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行为，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五十七条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三十八个县(市、区)是指：南昌县、新建县、进贤县、安义县、九江县、彭泽县、德安县、星子县、永修县、湖口县、都昌县、武宁县、鄱阳县、余干县、万年县、东乡县、浮梁县、余江县、新干县、瑞昌市、共青城市、丰城市、樟树市、高安市、乐平市、贵溪市，南昌市东湖区、西湖区、青云谱区、湾里区、青山湖区，九江市浔阳区、庐山区，景德镇市珠山区、昌江区，鹰潭市月湖区、抚州市临川区、新余市渝水区。
第五十八条 本条例自2012年5月1日起施行。
论民事诉讼中自认的限制
王春胜
［摘 要］ 自认是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而古老的制度，它孕育于辩论主义原则的基础之上。自认拥有约束当事人和法院以及免除另一方当事人举证责任的效力。但并非所有的自认都能产生法律意义上的效力，其受到一定的限制。自认的限制虽在我国的法律条文中有所涉及，但在实践过程或实务操作中仍然存在一定问题。因此，民事诉讼中自认的限制问题需要进一步地思考与探索。
［关键词］ 自认 效力 限制
自认是一方当事人在诉讼程序进行过程中承认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不利于己的事实为真实，它必须以明示的方式向法院作出或由法律拟制承认，并且其承认的事实主张与对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完全一致。但并非所有的此类承认都会产生法律意义上的自认效力，民事诉讼中自认的效力总是相对的。在某些特殊的情形或法定事由之下，自认受到一定的限制，即体现为自认效力的失效。
一、 自认限制的原因探究
自认是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它充分体现了民事诉讼中的意思自治，体现了处分原则和辩论主义原则的要求。民事诉讼中的自认促进了诉讼的进行，降低了诉讼成本，提高了诉讼效益。因此，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主要国家都确立了该制度。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于1992年7月14日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五条第（1）款中原则性地规定：“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和提出的诉讼请求，明确表示承认的，当事人无需举证。”［1］这是自认制度在我国的雏形。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的规定》中第二十一、二十二条涉及了自认的规定。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明确了我国的自认制度。既然自认制度在民事诉讼中如此重要，且为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制度所确认，那又为何要对自认有所限制呢？原因就在于一项制度的确立、运行总会存在一定的价值冲突，自认制度同样不例外。在价值的权衡之下，自认的限制应运而生。
自认在民事诉讼中产生的效力是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一种肯定，也充分体现了民事案件的私权性质。自认的法律效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对当事人的约束。当事人一旦对另一方当事人所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法律就对该承认的案件事实给予确认。也就无需用其他证据加以证明，该案件事实具有直接证明力，同时不允许自认当事人随意撤回自认或主张与自认相反的事实。这是诚信原则在自认规则上的体现。（2）对法院的约束，法院作出裁判时必须受当事人自认的案件事实的约束。法院在适用法律时以自认事实为基础，不能与此相悖。也就是说排除了法院对自认事实的认定权，使法官的“自由心证”得不到启动，即法官不能主观否定自认事实［2］。此外，自认的效力不仅约束一审法院，对其上级法院同样构成约束。一审法院基于当事人自认的事实作出的判决，如果处于确定状态，受不利判决的当事人不得上诉。即使提出了申诉，也不得主张与自认事实相反的主张。上诉法院的裁判除因法律适用错误而改判外均应维持一审判决。（3）免除另一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即免除“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责任。其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的规定中。由此可见，自认一旦成立对当事人和法院都会产生重大影响。然而，民事案件有时不只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之争，其也会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的利益。如果在这些情况下对自认的效力不加以任何限制，那就会有违法律公平、公正的价值。此时自认效力的合理限制显得十分必要。
因此，自认的限制主要缘于其所涉及的利益关系和当事人意思自治价值与公平、公正的法律价值之间的权衡比较。当民事诉讼的案件不仅仅是关系到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而牵涉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方利益时，为了实现和维护公平、公正的法律价值，自认的效力就需要受到限制。当然，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应当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行使，维护私法自治的价值。所以，民事诉讼中自认确实需要限制，但那是在某些特殊的情形或法定事由之下的合理限制，是利益、价值权衡之下的选择。
二、当前我国自认限制的体现
自认的合理限制并不会影响自认作用的发挥，相反还能进一步促进程序的安定性和裁判的公正性。自认的限制即自认效力的失效表现为当事人的自认将不再对法院产生约束力，法院可以采用与其自认内容相反的案件事实作出裁判，同时对于当事人自认的事实或法律关系，法院仍需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在我国，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排除自认的事实是涉及有关身份关系的案件事实。其他一些自认的限制情形则体现在相关的法律条文之中，如规定应当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以证明的事实等等。具体而言，自认的限制主要涉及以下几项事实：
（一）与司法认知相冲突的事实
司法认知是指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应当适用的法律或某些特定的待证事实，无需当事人举证证明即应认可其真实性，并把它作为认定事实、据以作为裁判的依据［3］。 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中规定司法认知主要包括六项：（1）众所周知的事实；（2）自然规律及定理；（3）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4）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5）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判所确认的事实；（6）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需要指出的是，这里“与司法认知相冲突的事实”中的“司法认知”都是当事人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事实。如果当事人自认的具体事实与显著的事实、真实情形或其他为法院予以司法认知的事实相悖，则应认定该自认为无效。民事诉讼中确实需要维护当事人私法自治的权利，保障当事人处分权的有效行使，但那并不意味着赋予民事诉讼当事人歪曲、虚构事实的权利。人民法院的裁判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不能将明显虚构的事实作为裁判的基础。否则，这将有损于人民法院的权威及公正的形象。
（二）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方合法利益的事实
某些民事案件并不单纯是诉讼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其中会牵涉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方的合法利益。更有甚者，诉讼当事人只是将诉讼作为一个幌子，企图借助法院的判决，以合法手段掩盖非法的目的——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为此，法律规定当民事案件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时，当事人自认的效力大大减退，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以证明案件事实。
1.法律规定应当由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实。对于此类事实，法院不受当事人自认的约束，法院有权调查取证。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三条就明确规定：“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提供相关证据。” 《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也指出以下事实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一）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二）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据此，为了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他人的合法权益，法院的职权再度摄入民事诉讼之中。对于这些事项即使当事人已经作出了自认，也不会产生自认的效力，不会对法院的裁判形成约束力。
2.有关身份关系诉讼的事实。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牵扯到社会公众利益，同时由于其自身的特点也是需要从中单独提出加以阐述的一部分。有关身份关系的案件，如婚姻关系、亲子关系、收养关系、抚养关系事件等，不同于以财产关系为诉讼标的的案件，其具有较强的公益性，即身份关系的案件不仅涉及当事人自身的利益，还会涉及第三人、国家及社会的利益。在日本、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中对以上身份关系诉讼确定为“人事诉讼”，并建立了与此相适应的人事诉讼程序。身份关系与作为社会重要元素的婚姻家庭密切相连。一旦婚姻家庭秩序混乱将导致社会的动荡与不安，可能会发生恶性的治安事件，甚至是刑事事件。为了维护婚姻家庭的稳定，也为了社会的安定，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必须十分谨慎。因为只要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触动破坏社会秩序的弦。为此，应采取特殊的程序法理，在职权探知主义的指导下，法院会尽量去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这就有别于一般民事案件要求执行当事人主义，给予民事领域更多的自由空间，实现“私法自治”的理念。在这些案件中自认规则得不到适用，自认的效力也不会发生。法院的调查取证职能在此时也凸显了出来。但应注意，此处不适用自认规则，并不是说自认事项没有证据能力或证明力，而仅是不产生举证责任免除的效力，法院职权调查不受自认规则效力约束，经过对证据的综合审查判断后，还可采取与自认内容相反的证据，作为裁判基础［4］。 也就是说自认可能存在成为一般性证据的空间。
（三）无诉讼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当事人所自认的事实
无诉讼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当事人在民事诉讼程序进行过程中对某些具体事实作出的承认，不构成民事诉讼法上的自认，不产生自认的法律效力。这是为了有效维护无诉讼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只有无诉讼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当事人的法定代理人的诉讼行为才是合法有效的。
（四）共同诉讼中一部分人所自认的事实
在现实诉讼中，诉讼双方当事人为多人的共同诉讼形式时有出现。共同诉讼又有必要共同诉讼与普通共同诉讼之分。一般来讲，普通共同诉讼由于完全出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的考虑而存在，各共同诉讼人之间权利义务具有可分性，决定了各个共同诉讼人的自认并不会对其他共同诉讼人权利行使造成影响。而在必要共同诉讼中，各共同诉讼人对争议的法律关系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一方的自认必然会牵涉到其他共同诉讼人的利益［5］。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2款规定：“共同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对诉讼标的有共同权利义务的，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经其他共同诉讼人承认，对其他共同诉讼人发生效力；对诉讼标的没有共同权利义务的，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对其他共同诉讼人不发生效力。” 这就意味着在必要共同诉讼中，其中一人作出的自认若要对全体共同诉讼人都产生约束力，必须经过全体共同诉讼人的同意，否则不发生自认的效力，而只能作为一种证据来使用。而在普通共同诉讼中,其中一人的自认无论是否得到其他主体的承认都不会对共同诉讼中的其他主体发生效力。由此可知，在我国共同诉讼中一部分人的自认由于欠缺自认的构成要件而不能成为适格的自认。但由于我国关于必要共同诉讼中自认的此项规定是以当事人的主观认可作为效力发生的要件，因此只要共同诉讼中一部分人的自认事先得到特别授权或者事后得到追认，则应认定其具有自认的效力。
（五）和解、调解中让步所涉及的事实
民事诉讼中调解、和解是结案的常用方式。在调解或者和解过程中,为了使纠纷得到尽早解决，息诉止纷,当事人往往作出一些让步以实现和解或者调解。如果和解或者调解最终生效，则不需要考虑这些让步对以后的影响。但如果和解或调解失败，那么这些让步是否在以后的诉讼中产生自认的效力，则是必须考虑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些让步不能视为当事人的自认，也不发生自认的法律效力。否则，在以后的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将不敢再轻易作出让步，这势必会影响民事案件以调解、和解方式解决的概率，不利于民事法律行为的进行。其实民事诉讼中调解与和解中的让步与当事人的自认是存在本质区别的，两者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让步，无论在何种情况之下，都是当事人出于达到平息争端、达成协议的目的而为的。诉讼中和解和调解,都是通过当事人相互作出让步而对案件事实的认可,既可以是进行证据交换过程中认可的证据,也可以是庭审过程中认可的证据,还可以是庭审结束前对他人证据或事实陈述的认可［6］。这种让步并不意味着调解协议、和解协议中的事实就是真实的。自认则是无需举证加以证明的事实，是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一种尊重。因此，和解、调解中的让步是不能与自认相互转换使用的。这一点已为我国的法律条文所肯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因此，无论当事人在调解中承认的方式如何，也不论其在调解或和解中如何陈述、让步、主张，其所作的任何表示均不影响诉讼中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解、调解中因让步作出的对己不利的承认不产生自认的法律效力。
三、 自认限制在审判实务中的尴尬及应对之策
自认的限制在我国的运用从上面的阐述来看似乎有板有眼、有理有据。但现实的生活却是复杂的、多变的。实务中的案情并非那样简简单单，法律关系也不会清清楚楚，往往是错综复杂的。案件需要剥茧抽丝，法律关系需要谨慎梳理。在现实生活的案例中，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而我们的法律条文又是如此言简意赅。自认的限制如何在这些活生生的案例中得到灵活运用并不容易。因此，自认的限制在审判实务中的适用难免会碰壁。
与司法认知相左的事实是否在任何情形下均不产生自认的效力？
司法认知不一定就是绝对的真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的六项司法认知中除第（2）项“自然规律及定理”外，其余五项都是允许当事人运用充分的相反证据予以推翻的事实。这说明司法认知存在可证伪性，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经验事实或者被证据证明的事实是可以被推翻的，只不过要推翻司法认知的事实需要当事人提供充足的证据。例如，一方当事人（甲方）对一起案件中所谓的众所周知的事实提出证据加以反驳，但他所提出的证据不足以推翻这项“众所周知的事实”，法官对此不予认定。而另一方当事人（乙方）却同样作出了对该“众所周知的事实”相反事实的自认。此时，法官又将如何认定，自认的效力是否产生？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甲、乙双方当事人对与“众所周知的事实”相反的事实都是认可的，不存在争议的。既然这样，法官就没有必要严格适用自认的限制。当然，这里存在一个潜设的条件——双方当事人并非恶意串通，妄图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如果法官严格适用自认的限制，可能带来事与愿违的结果。一种情况是，通过调查终于得到了事实真相。要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真实的，法院的判决做到了以事实为依据，但也可能因此妨碍了诉讼效率价值的实现，甚至出现吃力不讨好的局面。要是调查推翻了众所周知的事实，那就推延了诉讼的进行，降低了诉讼效率，提高了诉讼成本。另一种情况是，通过调查还是没能查清真伪，就以众所周知的事实为基础作出了裁判，如果“众所周知的事实”与真相不符，这就有违当初设置自认的限制规则的初衷。通过分析，在此我们必须做一个价值的选择，放宽自认的限制，以促进民事诉讼快速、公正的终结，同时也维护了私法自治。在这个过程中，关键在于法官的自由心证，要把握准法律条文的立法意图，灵活运用自认规则。
何为涉及国家利益，是否只要一方为国有企业就是涉及国家利益的诉讼而排除自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指出：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也就是说对于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案件事实排除自认规则的适用。这当然没有疑问，但问题在于如何理解“涉及国家利益”，是否只要诉讼一方为国有企业就是涉及国家利益的？笔者认为这是值得斟酌的。例如，在一起债权债务关系的纠纷案件中，国有企业作为被告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事实予以承认，原告方虽有相关证据，但尚不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这样一个普通的民事纠纷案件，如果被告方不是国有企业，法院可以直接适用自认规则，以自认事实为基础作出判决。就因为被告是一个国有企业，法官开始犹豫了——是否适用《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排除自认的效力。笔者认为，只要原告与被告方的代表人不是恶意串通以企图侵吞国家资产，这起案件就可以按照普通的民事案件处理，自认规则当然也就可以适用。因为国家的立法意图在于法院在处理与国有企业有关的案件时必须慎重对待，但这并不意味着国有企业在民事诉讼中就拥有了特权。民事活动本来就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活动，在民事诉讼中同样不能区别对待。具体而言，并非所有当事人涉及国有企业的案件就是涉及国家利益的，就当然适用《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的规定，而直接排除自认规则的适用或者说是对自认的效力予以限制。
是否只要是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中就绝对排除适用自认规则？
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从整体上说是攸关社会公共利益、社会伦理道德的，需要探求其“客观真实”，以实现社会的稳定，匡正社会的风气，引导良好的道德。在这样的案件中对自认加以限制似乎不容置疑。但现实中的案件是变幻莫测的，究竟这样做才是对的或是善的，有时真的难以分辨。以案例作为说明，在一私生子向其亲生父亲追索抚养费案件的审理中，父亲对于亲子关系已经作出自认，这时，法院是否以其自认直接确认亲子关系呢？还是必须做DNA鉴定呢？笔者认为应当适用自认规则，而没有必要对自认的效力加以限制。理由是，在涉及亲子的认定上，只有通过DNA鉴定才能做到客观真实是欠缺的，这种客观真实也是相对的，因为这种鉴定的确认率并没有100%。如果必须鉴定而当事人拒绝鉴定，法院不能强制鉴定，那么法院很难处理纠纷，如果法院以证据不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那法院很可能作出不公正的判决。就拿上述的案例来讲，既然父亲对于亲子关系已经作出自认，就没有必要非做亲子鉴定，可以以自认的事实为基础作出裁判。这也不会给社会带来负面的影响或不良的道德观念。如果非要排除自认，法院自行调查收集证据反而会使案件陷入一个不可自拔的泥潭之中。因此，并非所有的身份案件自认都存在损害他人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有关身份关系的案件只要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不违反社会的公序良俗就可以适用自认规则。
自认的限制在实务审判的运用中可能还存在各式各样的问题，以上几点也许只是冰山一角，但它们已足以引起我们的关注——自认的限制问题并非想象中的那样简单，其间的问题是不容小觑的。我们必须准确把握自认规则本身的精髓以及其立法的意图，在法律条文的指导之下，灵活运用自认的限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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