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人才市场管理条例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四川省人才市场管理条例
2002年1月18日四川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4年9月24日四川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四川省人才市场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09年3月27日四川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关于修改〈四川省人才市场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人才市场的管理和监督，运用市场机制对人才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维护人才、用人单位和人才中介服务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人才市场健康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四川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人才市场管理，是指对人才中介服务组织从事人才中介服务、用人单位招聘或个人应聘以及与之相关活动的管理。
人才市场服务的对象是指各类用人单位和具有中专以上学历或取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以及其他从事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的人员。
第三条 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人才市场的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 人才市场活动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坚持诚实信用、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实行单位自主用人，个人自主择业。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事行政机关是本行政区域内人才市场的主管机关，具体负责实施本条例。
工商、公安、物价、税务等行政管理机关，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做好人才市场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二章 人才中介服务组织
第六条 本条例所称人才中介服务组织是指为用人单位和人才提供中介服务及其他相关服务的专营或兼营的组织。
第七条 设立人才中介服务组织，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规范的名称、明确的业务范围、组织章程和管理制度；
（二）有不少于10万元人民币的注册资金；
（三）有3名以上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并取得人事行政机关颁发的人才中介服务资格证书的专职工作人员；
（四）有与其申请的业务相适应的固定服务场所和办公设施；
（五）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 设立人才中介服务组织，应当以书面形式向政府人事行政机关提出申请，并按本条例第七条的要求提交有关证明材料。其中设立固定人才交流场所的，须作专门的说明。
第九条 设立人才中介服务组织，人事行政机关应按下列规定审批：
（一）设立冠以省、市（州）、县（市、区）地名的人才中介服务组织，分别由同级人民政府人事行政机关审批；
（二）省属单位、中央驻川单位、外省（市、自治区）单位在四川省辖区内设立人才中介服务组织，以及本省单位与外省（市、自治区）单位合作在四川省辖区内设立人才中介服务组织，由省人事行政机关审批；
（三）设立冠名超过本省辖区范围的人才中介服务组织，国外、境外组织在本省辖区内设立人才中介服务组织，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四）人才中介服务组织设立分支机构的，应当在征得原审批机关的书面同意后，由分支机构所在地政府人事行政机关审批。
第十条 人事行政机关应在收到设立人才中介服务组织的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对批准的，发给省人事行政机关统一印制的《四川省人才市场中介服务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对不予批准的，应当向申办单位作出书面回复。
未经政府人事行政机关批准，不得设立人才中介服务组织。
人事行政机关对许可证实行年度公告制度。
第十一条 人才中介服务组织的申办人取得许可证后，应向工商、税务等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登记手续。未取得许可证的，不予登记。
第十二条 人才中介服务组织改变名称、住所、经营范围、法定代表人以及停业、终止等，应当按原审批程序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登记手续。
第十三条 人才中介服务组织可以开展下列业务：
（一）收集、储存、发布人才供求信息和提供咨询服务；
（二）人才推荐和代理招聘；
（三）人才信息网络服务；
（四）智力交流；
（五）人才测评；
（六）人才培训；
（七）经批准或授权的其他有关业务。
第十四条 人才中介服务组织应当依法开展业务活动，不得伪造、涂改、租借、转让许可证，不得超越许可证核准的业务范围开展业务活动，不得提供虚假信息或作出虚假承诺，不得与招聘方或应聘方串通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第十五条 人才中介服务组织提供有偿服务，其收费项目和标准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的有关规定向价格行政管理机关申请核定，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或提高收费标准。
第十六条 人才中介服务组织应当在其服务场所醒目位置悬挂许可证及其他登记证件，公布服务内容、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监督机关名称及监督电话。
第三章 人才招聘
第十七条 用人单位可以通过委托人才中介服务组织、参加人才交流会、在公共媒体和互联网发布信息以及其他合法方式招聘人才。
第十八条 用人单位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人才，应当如实公布拟招聘人才的数量、岗位、待遇及人才应具备的学历、职称等条件，不得发布虚假招聘信息。
第十九条 人才中介服务组织通过各种形式、在各种媒体（含互联网）为用人单位发布人才招聘广告，不得超出许可业务范围。广告发布者不得为超出许可业务范围或无许可证的中介服务机构发布人才招聘广告。
第二十条 用人单位招聘人才，不得以民族、宗教信仰、性别为由拒绝聘用或提高聘用标准。
用人单位招聘人才，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应聘者收取费用，不得以招聘为名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得侵害其他单位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一条 人才交流会应当由具备国家和当地政府规定条件的人才中介服务组织举办。人才中介服务组织举办人才交流会，应经其住所地县级以上人事行政机关批准；举办全省性的人才交流会，应当经省人事行政机关批准。
举办跨省的人才交流会，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二条 人才交流会的举办者应当有相应的组织实施办法，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送安全、保卫工作方案。举办者应审核招聘单位的主体资格及招聘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依法接受人事行政机关的监督，确保人才交流会有序进行。
第二十三条 用人单位与应聘人才确定聘用关系后，应当签订规范的书面合同，依法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四章 人才应聘
第二十四条 人才应聘可以通过人才中介服务组织、人才信息网络、人才交流会或直接与用人单位联系等形式进行。应聘时应当根据用人单位的要求提供有关的合法证件。
第二十五条 应聘人才离开原单位，应当遵守与原单位签定的合同或协议，不得擅自离职。通过辞职或调动方式离开原单位的，应当按照国家的有关辞职、调动的规定办理手续。
应聘人才离开原单位，不得带走原单位的技术资料和设备器材等，不得侵犯原单位的知识产权、商业秘密及其他合法权益。
第二十六条 应聘人才要求离开原单位的，单位应当在收到其书面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答复。对符合国家人才流动政策规定的，应当同意，并在自同意之日起10日内办结有关手续；逾期不予答复的，视为同意，并在10日内办结有关手续；对不予同意的，应当作出书面答复。任何单位不得在国家规定之外另行设置限制人才流动的条件。
应聘人才凡经单位出资培训的，如个人与单位订有合同，培训费问题按合同规定办理；没有合同的，单位可以适当收回培训费，收回标准按培训后回单位服务的年限，按每年递减20%的比例计算。
第二十七条 应聘人才离开原单位时，原单位应当按规定办理转递档案和人事关系的手续，出具真实的证明材料。
第二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进入人才市场流动，用人单位也不得招聘：
（一）从事国家机密工作或者曾经从事国家机密工作，尚在规定的保密期限内的；
（二）有违法、违纪嫌疑正在被依法审查尚未结案的；
（三）尚未完成规定任务且单位不同意其流动的国家、省重点工程和重点科研项目的主要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人员。
第五章 争议处理
第二十九条 人才流动中发生的争议，当事人可以自行协商解决，也可以请第三方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依法向人事争议仲裁机构申请裁决。
第三十条 提出裁决要求的一方应当自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仲裁机构提交书面申请。仲裁机构收到仲裁申请后，应当在15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对决定受理的，应当在7日内将仲裁申请书副本送达被申请人，并组成仲裁庭。裁决应在仲裁庭组成之日起60日内作出。案情复杂需要延期的，经仲裁委员会批准，可以适当延长期限，但最长不得超过30日。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对人事争议仲裁机构的裁决不服的，可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一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起诉又不履行裁决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事行政机关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一）无许可证从事人才中介服务活动的；
（二）有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十四条规定的行为的；
（三）未经人事行政机关批准，擅自举办人才交流会的；
（四）用人单位在招聘活动中向应聘人收取费用或以招聘为名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违反本条第（一）项规定的，应予以取缔；违反本条第（二）、（三）项规定，情节严重的，应吊销其许可证。
第三十三条 人才中介服务组织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或者不按规定办理许可证变更等手续的，用人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事行政机关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可并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人才中介服务组织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由价格行政主管机关依法予以处罚。
第三十四条 用人单位、人才中介服务组织、广告发布者发布虚假人才招聘广告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照《广告法》的有关规定处罚。
人才中介服务组织超出许可业务范围发布广告、广告发布者为超出许可业务范围的人才中介服务组织发布广告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没收其违法所得，可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人事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依法办理当事人有关申请审批、审核事项的，或在对人才市场的管理活动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有关机关应当对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并将处理结果告知当事人。
第三十六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或对人事行政机关的不作为行为有异议的，可以依法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2002年7月1日起施行。
2005年《公司法》第16条第1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第2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第3款规定，“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该条规定了公司担保制度，并确立了公司对外担保的三项特殊规则，即：一是由公司章程先行进行规定。通过公司章程，预先对公司对外担保金额、决策程序等进行概括性约定；二是由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在公司设立后，每次实际实施对外担保经营行为时，须由公司决策机关对该等事宜进行表决；三是涉及关联交易时限制关联股东的投票权。即公司为其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时，必须召开股东（大）会；投票时，关联股东不得参加，且该项表决须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该条的适用，《人民司法》杂志社编著的《法律规则的提炼与运用重述（商事卷）》“第一部分 公司法”“公司对外担保法律效力的司法认定”专家重述之法律规则认为，“担保债权人对公司提供的公司相关同意担保的决议承担形式审查义务。相关决议形式上合法有效，且担保债权人在审查时已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的，公司以决议存在实质上的瑕疵为由主张否定担保合同的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虽然该法律规则不是司法解释的内容，但由于它是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以及学界权威专家的意见，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对我国司法实务界尤其是法院审判有直接影响。根据这一法律规则，担保债权人在担保合同签订前，对于公司“相关同意担保的决议”的形式审查义务乃为法定义务，如若不为或者为而存在重大过失，则应否定担保合同的效力。为此，对于本条的法律属性，我们可以作反向推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9〕5号，以下简称《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4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前述专家重述之法律规则对于《公司法》第16条的规范属性的认定，应该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从该等条文内容来看，对于公司担保的程序问题，《公司法》第16条不仅规定了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要形成法人意思，作出相关决议，而且规定了这一事项要先行规定于公司章程，因此，无论是将“公司章程的先行规定”作为公司“相关同意担保的决议”的形成依据，还是从法条行文角度将“公司章程的先行规定”和“相关同意担保的决议”视为并列关系，如果将《公司法》第16条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则担保债权人在担保合同签订前不仅应该审查公司“相关同意担保的决议”，而且应该审查“公司章程的先行规定”。然而，按照前述专家重述之法律规则设定的逻辑，担保债权人只需单对“相关同意担保的决议”承担形式审查义务，而无需对“公司章程的先行规定”承担形式审查义务，这样就会产生许多疑问和规范适用上的冲突：
第一，这种选择性“形式审查”规则适用的理由与法律依据是什么？
第二，无论“公司章程的先行规定”这一“依照”存在与否，担保债权人在对“相关同意担保的决议”作形式审查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时，为什么就必然会导致担保合同无效呢？两者是否具有法律上的直接因果关系或者关联性？
第三，担保债权人在对“相关同意担保的决议”作形式审查时，其审理的合理限度和注意义务的合理程度是什么？是仅仅将“决议有无”作为判断标准吗？规则中的“实质性的瑕疵”的法律内涵又是什么？法定代表人或有权代表违反对公司的忠实义务伪造、变造相关决议的情形是否应包含在内？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形成后，如因工作失误等诸多原因于其上没有董事、股东的签字、或者仅有某一或少数董事、股东的签字、或者仅有董事长（执行董事）、控股股东的签字，这种情形是否属于“实质性的瑕疵”？如否，这种商事外观上的瑕疵，担保债权人是否可以据此认定公司没有担保能力，还是据此认为公司没有形成对外担保的法人意思，是否还需要进一步探究该等决议背后的董事会、股东会的真实意思表示？更进一步言，既然“实质性的瑕疵”不影响担保合同的效力，那么,“举重以明轻”，形式性的瑕疵”就更不应当影响担保合同效力，如此，那设定担保债权人形式审查公司“相关同意担保的决议”这一民事义务其法律意义又是什么呢？
第四，既然《公司法》第16条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如果公司章程未对公司对外担保问题先行作出相关规定时，由于缺乏“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之依据，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迳行作出“相关同意担保的决议”是否会因为违反该条规定而导致无效？
第五，进一步地，既然该条文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为什么对外担保事项却又不属于《公司法》第25条、第82条规定的公司章程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是立法上的疏漏吗？……如此等等。
在面临上述诸多疑问时，前述专家重述之法律规则显然未作回答或者无从回答。因此，笔者以为，前述专家重述之法律规则是有失偏颇的，有必要予以澄清。为更好地理解《公司法》第16条规定以及准确认定公司担保的法律效力问题，笔者从违反该条文规范属性及违反该条规定的不同情形的法律后果分析与评析、该条文对公司对外担保合意形成的法律效力认定以及公司对外担保不同阶段适用的法律规范三个方面进行深入剖析。
一、《公司法》第16条规范属性及违反该条规定的不同情形的法律后果分析与评析
在公司对外担保问题上，从条文规定的角度，对于《公司法》第16条的违反，典型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十种：(1)公司章程没有先行规定，但由董事会作出了对外担保的法人意思的相关决议；(2)公司章程没有先行规定，但股东（大）会作出了对外担保的法人意思的相关决议；(3)公司章程没有先行规定，在公司为其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时，由董事会作出了对外担保的法人意思的相关决议；(4)公司章程没有先行规定，在公司为其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时，虽由股东（大）会作出了对外担保的法人意思的相关决议，但关联股东未予以回避；(5)公司章程有先行规定，但未召开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作出对外担保的法人意思的相关决议；(6)公司章程有先行规定，虽召开董事会作出对外担保的法人意思的相关决议，但超出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的限额规定；(7)公司章程有先行规定，虽召开股东（大）会作出对外担保的法人意思的相关决议，但超出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的限额规定；(8)在公司为其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时，公司章程虽有先行规定，但未召开股东（大）会作出对外担保的法人意思的相关决议；(9)在公司为其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时，公司章程虽有先行规定，但规定由董事会形成对外担保的法人意思，在具体实施时，未召开董事会作出对外担保的法人意思的相关决议；(10)在公司为其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时，公司章程虽有先行规定，但规定由董事会形成对外担保的法人意思，在具体实施时召开了董事会会议并作出了对外担保的法人意思的相关决议。对此，下面予以具体分析：
（一）《公司法》第16条第2、3款规范属性和公司章程对公司对外担保事项未作规定情形下的法律后果分析与对公司担保事项影响之评析
1、公司章程对于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具有“沉默权”
对于前述所谓的违反《公司法》第16条第(1)至(4)种情形，其共同点均在于对对外担保问题“公司章程没有先行规定”。那么，在“公司章程没有先行规定”的情形下，公司是否有权对外提供担保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厘清对外担保事项的性质以及对外担保事项与公司章程之间的关系问题。
(1)对外担保事项的性质
对对外担保事项的性质，目前学界主要有两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对外担保是一种日常公司经营行为，无异于公司其他的经营行为；第二种观点认为，由于担保事关相关主体的利益，存有风险，应不同于公司的其他经营行为。在商事活动中，无论从公司内部看还是从公司外部看，公司任何一种经营行为都会事关相关主体的利益；市场交易能够持续进行，其实现基础就在于对对方当事人信用的信赖，亦不可能有不存在风险之幸，故以“担保事关相关主体的利益，存有风险”为由而将公司对外担保行为区分于公司的其他经营行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不仅如此，在《公司法》等现行法律体系框架下，对于公司经营范围的限制，只局定于禁止经营、特许经营界限，公司对外担保并不位列其中。换言之，公司是否对外提供担保也完全属于由公司决策机构根据公司自身经营的实际情况予以决定的事项。因而，对于公司对外担保事项的性质，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之日常公司经营行为说。
(2)对外担保事项与公司章程的关系
所谓公司章程，是指由公司发起人（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下同）依法制定的、规定公司名称、住所、经营范围、公司机构以及经营管理基本规则等重大事项的基本文件，体现了全体股东的共同意志。对于公司章程的性质，学界争议较大，存在宪章说、自治说、契约说、共同法律行为说等多种观点，由于公司章程的内容包括法定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和股东约定的任意记载事项，是在国家法律规范下的、经全体股东“自治”固定下来的共同意思表示，故笔者赞同“共同法律行为说”。
依据《公司法》第16条第1款的规定，对于公司对外担保问题，股东应先行于公司章程中予以规定，并在具体对外担保的事项实施中应视该等规定作为公司决策机构进行决策之依据。但是，如果公司章程没有对公司对外担保问题作出规定，即公司章程对公司对外担保问题保持“沉默”时，是否应视为对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限制？答案是否定的，理由如下：
《公司法》第25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公司名称和住所；（二）公司经营范围；（三）公司注册资本；（四）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五）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时间；（六）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议事规则；（七）公司法定代表人；（八）股东会会议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股东应当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第82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公司名称和住所；（二）公司经营范围；（三）公司设立方式；（四）公司股份总数、每股金额和注册资本；（五）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认购的股份数、出资方式和出资时间；（六）董事会的组成、职权和议事规则；（七）公司法定代表人；（八）监事会的组成、职权和议事规则；（九）公司利润分配办法；（十）公司的解散事由与清算办法；（十一）公司的通知和公告办法；（十二）股东大会会议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从上述两个条文的内容来看，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并不属于公司章程的绝对必要的记载事项。其作为公司章程的任意记载事项，在公司设立实践中，也常常在制订公司章程时被发起人所忽略。显而易见，这种忽略依据《公司法》第16条规定并不能直接得出公司不能从事对外担保事项这一结论，当然也绝非发起人否定公司对外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更何况，从私法的角度，“法无明文禁止即允许”，由于公司对外担保是一种经营行为，在公司章程未作禁止时，公司的决策机构出于正常的商业判断基于对外担保而作出的决策就不能视为对于公司忠实义务的违反，而本应就是公司最正常不过的一项经营活动。因此，笔者以为，公司对外担保并不以公司章程有所规定作为前提，公司章程对对外担担保问题保持“沉默”时，不能视为对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限制。
(3)结论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公司章程对对外担保事项享有“沉默”权。在对外担保问题上，“公司章程没有先行规定”，并不会导致对公司的担保能力的直接否认，亦不应视为其担保能力受到禁止或限制，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公司法》第16条第1款之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笔者以为，在公司章程这个层面上，对外担保适用规则之一就是：一般情况下，当公司章程对对外担保事项另有规定下则应依公司章程对外担保；在公司章程对对外担保事项保持“沉默”的情形下，就应视为股东已将对外担保的决定权已授权给予了公司的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除了前述分析之理由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现代公司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股东对公司的所有权与公司的经营权相对分离，按照这一原则，除非公司章程另有规定，股东选定的公司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对一般经营性事项作出决策时，只要这种决策属于正常的商业判断范围，股东及公司就要承担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经营决策的后果。
2、《公司法》第16条第2、3款规范属性和对前述违反《公司法》第16条第(1)、(3)种情形的评析
(1)对前述违反《公司法》第16条第(1)种情形的评析
基于前述结论和适用规则之一，前述所谓的违反《公司法》第16条第(1)种情形，即“公司章程没有先行规定，但由董事会作出了对外担保的法人意思的相关决议”，显属董事会基于对外担保事项而对公司自身带来的盈利和风险进行权衡后所做出的一项正常决策，不应属于瑕疵决议，更不为非法行为。
(2)《公司法》第16条第2、3款规范属性和对前述违反《公司法》第16条第(3)种情形的评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