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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的决定


（2002年9月20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经过审议，决定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一条修改为：“为了促进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与繁荣，提高各族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二、第五条修改为：“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管理机构，负责全区语言文字管理工作。自治州、市（地）语言文字管理机构和县（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语言文字的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语言文字管理工作。”

三、删除第六条。

四、第七条改为第六条，修改为：“各级人民政府或语言文字管理机构对在语言文字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五、第九条改为第八条，增加一款，作为第八条第二款：“少数民族文字、汉字同时使用时，应当大小相称，用字规范，其排列顺序按照自治区有关规定执行。”

六、第十条改为第九条，修改为：“公共场所、公用设施以及从事公共服务，凡需要使用文字的名称标牌、公益广告、界牌、指路标志、交通标志和车辆上印写的单位名称、安全标语，区内生产并在区内销售的产品的名称、说明书等，都应当同时使用规范的少数民族文字和汉字。”

七、第十一条改为第十条，修改为：“机关、团体和事业单位召开会议，根据与会人员情况，使用一种或几种语言文字。重要会议的会标应当同时使用少数民族文字和汉字。”

八、第十七条改为第十六条，修改为：“邮政、金融等部门应当做好少数民族文字邮件的收寄、投递和信贷、储蓄等工作。”

九、第二十三条改为第二十二条，修改为：“机关、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必须重视和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翻译工作。”

十、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四条：“以少数民族语言作为工作语言的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影视话剧演员、教师、编译等有关人员应当达到自治区规定的语言等级标准。对尚未达到标准的，应当进行培训。”

十一、第二十八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凡以少数民族语言称谓的人名、地名的汉字译写，应当根据自治区有关规定译写。”

十二、增加“法律责任”一章，作为第五章，共三条：

1、“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机关、团体、事业单位的公章、门牌、证件和印有单位名称的信封，未同时使用规范的少数民族文字、汉字的，或者少数民族文字、汉字同时使用时大小不相称、用字不规范，以及排列顺序未按自治区有关规定执行的，由语言文字工作管理机构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予以通报批评，并可处以1000元以下的罚款。”

2、“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公共场所、公用设施的名称标牌和使用文字的公益广告、界牌、指路标志、交通标志，未同时使用规范的少数民族文字、汉字的，由语言文字工作管理机构予以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予以通报批评，并可处以500元以下的罚款。”

3、“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十三、删除原条例第三十条。

此外，根据本决定对部分条文的文字作了相应修改，并对条文、章节顺序作了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正，重新公布。



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条例（2002年修正本）

（1993年9月2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2年9月20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与繁荣，提高各族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语言文字工作必须坚持各民族语言文字平等的原则，保障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提倡和鼓励各民族互相学习语言文字，使语言文字更好地为自治区改革开放和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全面发展服务，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和共同繁荣。

第三条 加强对各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管理和科学研究，促进各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化。

对文字的改革和改进，应遵循语言本身的发展规律，尊重本民族多数群众的意愿，慎重、稳妥地进行。

第四条 对于没有文字或没有通用文字的民族，按照有利于本民族发展繁荣和自愿选择的原则，慎重、妥善处理其文字问题。已选用其他民族文字的，应当尊重本民族的意愿，予以肯定。

第五条 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管理机构，负责全区语言文字管理工作。自治州（地、市）语言文字管理机构和县（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语言文字的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语言文字管理工作。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或语言文字管理机构对在语言文字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语言文字的使用和管理

第七条 自治区的自治机关执行职务时，同时使用维吾尔、汉两种语言文字；根据需要，也可以同时使用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字；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执行职务时，在使用自治区通用的维吾尔、汉语言文字的同时，使用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语言文字，也可以根据需要，同时使用当地通用的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字；同时使用几种语言文字执行职务的，可以以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语言文字为主。

第八条 机关、团体和事业单位的公章、门牌、证件和印有单位名称的信封，以及自治区境内上报下发的各种公文、函件，都应同时使用规范的少数民族文字和汉字。发行的学习材料和宣传品应根据需要，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几种文字。

少数民族文字、汉字同时使用时，应当大小相称，用字规范，其排列顺序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条 公共场所、公用设施以及从事公共服务，凡需要使用文字的名称标牌、公益广告、界牌、指路标志、交通标志和车辆上印写的单位名称、安全标语，区内生产并在区内销售的产品的名称、说明书等，都应当同时使用规范的少数民族文字和汉字。

第十条 机关、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召开会议，根据与会人员情况，使用一种或几种语言文字。重要会议的会标应当同时使用少数民族文字和汉字。

第十一条 机关、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在招生、招工、招干和技术考核、职称评定、晋级时，必须同时或分别使用当地通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汉语言文字，应考人员或参与人员可以自愿选用其中的一种语言文字。国家或自治区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二条 各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审理、检察案件，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法律文书应当根据需要，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几种文字。

第十三条 各级国家机关、司法机关、人民团体在受理或接待各民族公民来信、来访时，应当使用来信来访者通晓的语言文字进行答复和处理问题，或为他们翻译。其工作人员对以自己不通晓的文字书写的信函、批件和其他材料，应当及时处理，不得积压或拖延。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促进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教育、科技、文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古籍整理等项事业的发展。教学、广播、文艺演出、教材、报刊、图书、电影、电视必须使用规范的语言文字。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少数民族科技人员、文艺工作者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从事科学研究、发明创造、撰写论文、著述，进行文艺创作和演出。

第十六条 邮政、金融等部门应当做好少数民族文字邮件的收寄、投递和信贷、储蓄等工作。

第三章 语言文字的学习和翻译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教育和鼓励各民族互相学习语言文字。汉族干部要学习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少数民族干部在学习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同时，也要学习全国通用的汉语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第十八条 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授课的中、小学校，在加强本民族语言文字基础教育的同时，从小学三年级起开设汉语课程，有条件的可以提前开设，搞好汉语教学，逐步使少数民族学生高中毕业时达到民汉语兼通。

大中专院校应当加强民汉双语教学，培养双语人才。

第十九条 在少数民族聚居地方用汉语授课的中、小学校，可以适当开设当地通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课。

第二十条 少数民族学生可以上用汉语授课的小学、中学，汉族学生也可以上用少数民族语言授课的小学、中学。学校应当支持和接收。

第二十一条 商业、邮电、交通、卫生、金融、税务、工商、公安等部门，应当对工作人员进行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培训，使他们掌握并运用当地通用的语言为各族公民服务。

第二十二条 机关、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必须重视和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翻译工作。

第二十三条 加强少数民族文字图书和汉文、外文图书的翻译工作，促进自治区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交流。

第二十四条 以少数民族语言作为工作语言的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影视话剧演员、教师、编译等有关人员应当达到自治区规定的语言等级标准。对尚未达到标准的，应当进行培训。

第二十五条 语言文字主管部门和教育部门应当采取各种形式，积极培养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翻译、编辑、教学、科研人员和管理人才。

第二十六条 民族语言文字翻译工作者属于专业技术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评定专业技术职称，享受专业技术人员待遇。

第四章 语言文字的科学研究和规范

第二十七条 自治区语言文字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的科学研究，制定有关少数民族语言标准语、正字法、正音法等方面的规定。

自治区民族语言名词术语规范审定委员会根据不同语种、不同学科、专业的特点和实际需要，分别成立专业组，开展少数民族语言名词术语的研究和规范审定工作。

第二十八条 机关、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必须使用经自治区语言文字主管部门审定并公布的正字法、正音法、名词术语、人名、地名，执行有关语言文字的规定。

凡以少数民族语言称谓的人名、地名的汉字译写，应当根据自治区有关规定译写。

第二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大力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各有关部门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保证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推广应用。

使用汉字应当以国家发布的简化字、常用字、通用字表和异体字、异形词整理表为标准。不得滥用繁体字、乱造简化字。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机关、团体、事业单位的公章、门牌、证件和印有单位名称的信封，未同时使用规范的少数民族文字、汉字的，或者少数民族文字、汉字同时使用时大小不相称、用字不规范，以及排列顺序未按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的，由语言文字工作管理机构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予以通报批评，并可处以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公共场所、公用设施的名称标牌和使用文字的公益广告、界牌、指路标志、交通标志，未同时使用规范的少数民族文字、汉字的，由语言文字工作管理机构予以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予以通报批评，并可处以5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法院不受理政府采购案件能否成立？

基本案情
据《华夏时报》2006年5月12日报道：《竞标急救车未果索赔20万元》（记者陈宇航通讯员王悦）。某医疗器械销售公司起诉招标公司被驳回。某医疗器械销售公司因投标政府采购的急救车被废标，便起诉招标公司索赔20万元。丰台法院驳回起诉。
该医疗器械销售公司起诉称，2004年10月，招标公司以投标邀请的方式向社会公开招标，招标项目为“国家医疗救治体系负压急救车采购项目（医疗救治体系负压急救车）”100辆。2004年11月5日，医疗器械销售公司到该招标公司处购买了招标书，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并做了认真的准备，还派人前往芬兰设计监制样车。后医疗器械销售公司得知，招标公司竟以其无此经营范围为由，将他们的投标作为废标处理。于是，医疗器械销售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确认其是该项目合格的投标人，并支付样车的赔偿费20万元。丰台法院审理认为，医疗器械销售公司与招标公司在招投标过程中所产生的纠纷，不属于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而是行政诉讼受理范围。法院驳回了原告医疗器械销售公司的起诉。随后原告进行了上诉，北京市二中院终审维持了丰台法院的裁定。
评析意见
近几年，对类似前述政府采购案件作出同样处理的现象，在全国各地法院都非常普遍。投标供应商与招标公司在招投标过程中发生纠纷，可以向行政主管部门提起投诉，也可以依据我国民事法律的规定，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论是我国《政府采购法》还是《招标投标法》，赋予供应商救济的法律规定均属于任意性法律规范，选择救济权利的途径取决于供应商。对于投标供应商提起民事诉讼，现行法律均没有作出禁止或者限制的规定。故笔者认为，相关法院的作法不仅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且践踏了供应商寻求司法救济的选择权利。在解读前述案件之前，首先需要声明的是，笔者与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存在着利害关系，完全是站在第三方的客观立场，就事论事地阐明自己的观点，以避免类似的错案在不同的法院不断地演绎。
一、法院无权剥夺供应商寻求救济的选择权利
法院认为投标供应商与招标公司在招投标过程中所产生的纠纷，不属于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而是行政诉讼受理范围。换言之，法院对于类似政府采购案件，只能以行政诉讼的形式立案受理而不能以民事诉讼的形式进行主管。从前述这一案件以及其它类似诉讼来看，笔者认为，法院对于我国现行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普遍缺乏了解。
目前，我国大多数招标公司基本上依附于公共权力机关，表面上享有一定的公共权力，如制定招标采购条件、选择和确定采购方式及其程序、审查供应商资格、选择和确定评标方式和标准、选择或确定评标专家、确定中标或成交供应商、处理供应商质疑等权力，但所有的这些权力都属于接受采购人一方的委托行使的。招标公司本身并不具有，其性质无非是以营利为目的社会中介代理机构，与投标供应商一样均属于普通的民事主体，法律地位是完全平等的。对于招标公司的违法行为，最有效的监督主体就是投标供应商，其监督的手段可以求助于行政主管机关，也可以求助于司法机关。对于后者，供应商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只能是属于民事诉讼案件（我国刑法规定的自诉案件例外），不可能属于行政诉讼案件。退一万步来说，对于委托人也就是招标采购人直接提起诉讼的，尽管采购人是行政机关，在招标采购过程中存在着违法行为，投标供应商不服而向法院提出诉讼的，也只能是属于民事诉讼案件，而非行政诉讼案件。在政府采购活动中，采购人、采购代理代理机构称采购方，相对方就是供应商。不论采、供双方主体的性质如何，均属于政府采购当事人。依照我国《政府采购法》规定，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中标和成交结果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也可以向主管的财政部门提出投诉，《招标投标法》也有类似规定。前后两部法律赋予供应商在救济程序中的规定均属于任意性法律规范，而非强制性或义务性法律规范，选择什么样的途径进行法律救济的权利完全属于投标供应商。此外，《政府采购法》第四十三条明确规定，政府采购合同适用合同法。依照《合同法》规定，合同缔约程序或履约过程中发生的争议，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享有管辖权。从前述基本案情来看，投标供应商提出的诉讼请求之一是要求赔偿合同缔约过失责任即20万元，显然是属于人民法院民事审判范围。当然，投标供应商的另一诉求的提法欠妥。
二、有关部门无权设定政府采购案件中的前置程序
政府采购活动中，往往将质疑程序或者投诉程序作为供应商维权提起投诉或者向法院起诉之前不得不经过的阶段，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我国财政部出台实施的《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处理办法》），明确规定了政府采购救济途径中的质疑前置程序。根据该办法第七条规定，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中标和成交结果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首先依法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质疑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期限内做出答复的，供应商可以在答复期满后15个工作日内向同级财政部门提起投诉。由于有了这一前置阶段，无形中增加了投诉供应商有效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时间长度和累赘。虽然质疑程序前置或者投诉程序前置，有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可以化解一些内部矛盾，使某些纠纷早日平息，但前置程序却有悖于我国政府采购法的立法宗旨，限制了供应商自由选择法律救济途径的权利，剥夺了法律赋予供应商可以寻求多元救济途径的选择权利。从立法初衷来看，由于采购主体掌握着采购对象的众多权利或称权力，客观上采购主体与供应商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且供应商的合法权益经常遭遇政府采购主体的侵害。为了保护政府采购中的弱势群体，法律赋予供应商享有多元的权利救济途径，如有权向采购主体提出质疑、有权向行政主体提出投诉等，正如质疑程序前置一样，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政府采购案件，往往也是以行政主体的处理结果作为提起诉讼的必经程序，同样也是缺乏法律依据的。
不论是招标投标法还是政府采购法，法律规范中赋予供应商在救济程序中的数个“可以”，我们不难理解公共采购立法对供应商合法权益存在着倾斜保护。然而，各部门的的行政规章设定的前置程序妨碍了供应商的自由选择权利。同样，各级法院的实际作法也是有悖于法律规定。根据我国《招标投标法》第六十五条规定，投标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不符合本法有关规定的，有权向招标人（即采购主体）提出异议或者依法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我们从这一法律条款中不难发现，投标供应商可以向采购主体提出异议，也可以向行政主体提出投诉。究竟选择哪个部门来处理采、供之间的争议，决定权完全掌握在投标供应商的手中。虽然两部法律对供应商在政府采购过程中遭遇伤害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都没有明确规定，但并不能由此排除我国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因为政府采购过程中的民事侵权行为或者合同缔约过失责任，对于遭遇侵害的供应商来说，不论是依据我国《民法通则》还是《合同法》的规定，都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寻求民事合法权益的保护途径。
三、本案属于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的受案范围
前述案件中，投标供应商的诉讼请求之一，是要求赔偿因政府采购招标行为引起的20万元经济损失，从起诉的事实和理由来看，所提出的诉讼请求完全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根据法律规定，原告提出民事诉讼，必须具备四项条件，即：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这是行使诉权的资格要求。所谓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是指当事人请求法院立案受理是因为自己的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别人发生民事权利义务争议，与争议的诉讼标的在法律上有利害关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果并未受到侵犯，或者与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之间不存在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就不需要提出诉讼。当事人如果与争议的诉讼标的不存在利害关系，也不能作为原告起诉。其二，有明确的被告。在起诉时，原告必须指出是谁侵害了他的权利，或者是与谁发生了权利义务争执。有明确的被告才有争议法律关系的相对方，才能使法律关系成为诉讼标的，才能形成诉讼。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及理由。诉讼请求是原告在诉讼上对被告提出的实体权利请求。诉讼标的决定诉讼请求，即根据法律关系中的权利提出诉讼请求，或者要求对方当事人履行一定的义务，或者要求确认与对方当事人的某种权利义务关系的存在或不存在，或者要求变更与对方当事人的某种法律关系。诉讼请求是起诉人要求法院保护的内容，提出具体的诉讼请求，才能确定诉的性质，明确争执的内容。如果没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就没有要求法院保护的具体对象，诉讼就失去意义。具体的事实与理由是指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的事实、理由，以及发生纠纷的事实或者理由。其四，属于法院受理的案件范围和受诉法院管辖。这是指原告的起诉必须是法院主管范围，法院对于原告的诉讼享有管辖权。只有对诉讼有管辖权的法院才是受诉法院。
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我们再结合前述案件来看，招标公司代理采购人以投标邀请的方式向社会公开招标，看到招标公告后，所有的供应商均有充分理由相信招标公司会严格依据法律规定，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地进行采购，不会存在着黑箱操作行为。故某医疗器械销售公司与其它供应商一样积极地响应，购买了招标文件，进行了大量的前期工作，并做了认真的准备，还派人前往芬兰设计监制样车，后来得知，招标公司将他们的投标作为废标处理。于是，起诉到法院。笔者认为，不论是投标供应商还是采购方，在政府采购合同缔约过程中，任何一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信赖利益，受损方都有权提出索赔。依照现行法律，投标供应商与招标公司之间发生的招投标政府采购关系是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由这一法律关系所引起的损害事实，当然是属于民事纠纷，投标供应商有明确具体的被告即招标公司，有具体赔偿数额的诉讼请求，存在纠纷发生的事实与理由，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当地法院对于此案有管辖权。驳回原告的起诉，显然是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
笔者认为，前述案情中，实际上是存在缔约过失责任和民事侵权责任的竞合。原告可以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提出缔约过失责任赔偿，也可以援引我国《民法通则》有关侵权的法律规定来主张自己的财产权利和其它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合法权益。如果提出民事侵权诉讼，需要符合民法关于一般侵权的四个构成要件：（1）要有损害事实，正如本案原告主张的20万元；（2）加害人的行为违法，即本案原告提出的招标公司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3）损害事实与违法行为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原告的索赔请求必须与被告的违法行为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4）违法行为人主观上存在着过错，指故意或者过失。由于侵权诉讼，取证和举证方面对投标供应商来说有一定的难度。因此，笔者认为，针对前述案情，从缔约过失责任来主张，其可操作性更强。政府采购合同缔约过失责任，是指采、供双方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因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导致采购合同不能成立，给相对方造成损失时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缔约当事人因签订合同而相互接触磋商，至合同有效成立之前，双方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我国1999年3月15日公布的《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确立了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前述案件应该适用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即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应当具备一般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其一，行为人实施了违反契约阶段所负的义务。在政府采购合同缔约阶段，通过公开招标采购方式，确立了当事人为缔结采购合同而进入到一种特殊的关系即信赖关系。不论是采购方式还是供应商，在采购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若一方背离了这一基本义务，破坏了缔约关系，就构成了缔约过失。其二，必须造成相对方信赖利益的损失。缔约过失行为破坏了契约关系，因此而引起的损害是指相对人因信赖政府采购合同会有效成立，但最终不成立或无效而受到的利益损失。但这种信赖利益必须是基于合理的信赖而产生的利益，即在缔约阶段因为一方的行为已使另一方足以相信合同能成立或生效。其三，行为人必须有过错。当事人在缔约阶段实施违背契约义务的行为是出于故意或过失。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对合同最终不能成立或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均负有过错，就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并且，责任的大小与过错的形式没有任何关系，这是因为缔约过失责任已造成他人信赖利益损失为承担责任的条件，其落脚点在于行为的最终结果，而非行为的本身。其四，行为人的缔约过失行为与相对人的信赖利益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
综上所述，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不论在认定事实，还是适用法律，均难以自圆其说。由于诉讼程序上所存在的问题，实体方面展开论述就自然受到了限制。近些年来，笔者已经欣喜地看到，在政府采购司法判例中，许多法院都已经援引缔约过失责任的法律规定，来解决采购方与供应商之争的纷争。相信不久的将来，人们会更多地去了解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相关知识。通过一场场的诉讼，进而推动我国政府采购法制建设的进程。

（作者：谷辽海， 2006年05月21日星期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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