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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与传统购物相比，网络购物具有快速、方便和廉价的优势，但是与传统交易相比，网络购物的风险性和安全性并没有随着信息化的发展而有所改善。相反，由于网络的虚拟性、开放性、无区域性，使得网络购物在形成巨大优势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法律问题。有的甚至是我国现行民商法没有涉及到的，这对我国民商法的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关键词：网络购物　法律问题　几点建议

　　近几年，网上购物已悄然兴起，成为广受欢迎的购物方式之一。与传统购物相比，网络购物尽管给人们带来了快捷、方便、丰盛和廉价的优势，但是，“网络的虚拟性、开放性、无区域性，使得网络购物在形成巨大优势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法律问题。”[1] 笔者认为，网络购物产生的法律问题可以三个阶段分析，一是在购物过程中易发生的法律问题；二是在纠纷发生后易发生的法律问题。三是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法律建议。

　　一、“网购”过程中的法律问题

　　1 、网络经营商的诚信度难以保障。互联网技术的先进性、复杂性、变化性，为不法商品经营者利用网络欺诈获取暴利提供了机会。在网上发商品信息非常容易，而且成本低。很多不法商因此一味的追求商品信息的数量，而对商品的信息的真实性缺乏责任心。他们在网站公布需要出卖的商品实物图，一般都夸大了产品说明书，诱惑用户上当购买。另外，广告是消费者网上购物的主要依据，而一些不法商利用广告监督难、隐蔽性强、传播快、涉及面广的特点，大量发布虚假广告误导消费者，待购买方发现上当后，不法商已经转移或关闭站点，无法找到人。使得消费者被侵权而而无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有人形容“网上欺诈已成为网络购物中侵害消费者权益最为严重的现象之一”[2]。

　　2、网络购物安全难以保障。保障安全权是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法》）规定的消费者应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传统的商品交易是当面挑选，当面支付，安全可靠性强。但网络的虚拟性，使得网上交易的安全性大打折扣，一直困扰着网上消费者。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支付方式的安全。目前网上交易付款以电子支付即网上刷卡为主要方式，但是，计算机病毒、黑客侵袭、内幕操纵的事情常有发生，使得网上消费者对电子支付心存疑虑。二是经营者信息的安全。传统购物交易要经过看货、咨询、试用、还价、交易、送货等系列环节，《消费法》中规定的知情权容易落实。而网络购物中，除送货外，其他环节都是通过网络这种虚拟的方式进行。许多网站关于商家的信息都不全面，消费者无法掌握商家和商品的真实信息，而且商家可以篡改、伪造信息。因此，网络购物安全成为购消费者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三是消费者个人隐私的安全。传统购物中，卖方不需要了解买方的姓名、年龄等与个人有关的信息，故《消费法》也没有专门的关于消费者隐私权的保护。但网络购物则不同，消费者必须先注册，填写较为详细的个人信息，才可以上网购物。这就使消费者不得不担心，个人信息会不会被网站公开，隐私权能否得到保护。

　　3 、退换货难。《消费法》对消费者退换货作了具体规定，在传统购物的实践中也较好操作。出了质量问题，消费者找到经营方一般都能解决。但网上购物出现的质量问题，却存在诸多的问题。比如购买者收到的货物与网上公布的图片一致，但质量却不是本人想象中的那样，能不能退货，向谁退货，路费、运输费谁承担，损失费谁负责。另外，“现在的许多购物网站对退换商品作了限制性规定。较为普遍的就是，退换货时商品及附件外包装和资料不得有破损。怎样才算外包装没有破损，谁说了算？这就更使得一些购物者忧虑重重，即使买了次货也懒得去退换货了，免得麻烦”[3]。

　　二、“网购”引起纠纷后的法律问题

　　购买者因网络购物与经营者发生纠纷后，要想实现自己的权利，同样面临着“三难”法律问题。

　　1 、责任主体确认难。《消费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经营者应当标明其真实名称和标记。租赁他人柜台或者场地的经营者，应当标明真实名称和标记。”传统交易环境下，商店里的营业执照表明了经营者的身份和经营场所，交易对象一目了然。而在网络交易环境下，销售商只对商品的品质进行简单说明和外观平面展示，然后告知消费者银行帐号和购物电话。至于生产该产品的企业名称、产地、经营者，消费者很难在网上看到。一旦商品发生毁损或者不能满足使用需求，消费者是该找网站经营者、商品经营者还是厂家？如果他们相互推诿，消费者该怎么办？显然，责任主体的不确定，导致交易中吃亏的永远是消费者。

　　2 、确认管辖法院难。因合同履行引发的纠纷，由哪个法院管辖，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 4 条作了如下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和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传统商品交易中，被告住所地和合同履行地一般都很容易确认。但因网络购物引发的诉讼，确认管辖法院是件不简单的事情：一是被告住所地确认难。上文分析了责任主体不明确，必会使被告住所地无法确定。当事人要选准管辖法院，必须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这无疑对消费者是不现实的，而且有可能费力不讨好；二是履行地确认难。网上交易、货到付款，买卖双方对运费都有商量，此种情形履行地按照合同法的规定确认并不难，难就难在电子交易。因为电子交易不需要运费，卖方直接将商品发到买方的电子邮箱中，如果买方在电子邮箱注册地收到商品，也不存在履行地确认困难，问题是如果买方是在外地打开邮箱收到商品的，此时履行地到底是算邮箱注册地还是商品打开地，不好确认。

　　3 、举证困难。《民事诉讼法》第6 8 条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物证应当提交原物，提交原件或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这一举证规则为网络购物中消费者举证设置了障碍。“消费者在网上购物是通过互联网完成一系列交易的，一旦形成纠纷，负有举证责任的消费者就不得不从电脑上调取这些数据凭证。这些通过电子形成的证据，能否作为原件？在理论界认识不一。”[4] 究竟是买方电脑中的数据备份与留存还是卖方计算机中的数据备份或留存算是电子证据的原件？而且这些数据极易被修改、删除，其真实性难以确定。要求消费者对证据的原件和真实性加以证明，对消费者非常不利。

　　三、几点建议

　　1 、净化网络购物环境。虚假信息与网上诈骗已成为网络购物环境的两块绊脚石，不少非法经营者充分利用网络的传播速度快、隐蔽性强及监管难度大的特点，大行发布虚假信息，进行网络欺诈，侵害消费者利益，敛取消费者的钱财。司法机关应高度重视，加强查处和惩治力度，为消费者提供良好的网络购物环境。

　　2 、完善立法。目前，消费法已在修改中，但在完善传统消费领域的消费者权利保护外，还应增加网上消费领域的消费者权利保护。“建议完善消费者的权利和经营者的义务两个方面：网上消费的消费者权利包括知情权的完善、安全权的完善、公平交易权的完善、求偿权的完善。网上消费的经营者的义务包括提供详细的商品信息的义务、商品质量保障及售后服务义务、保护消费者个人数据的义务。”[5]

　　3 、确立先行赔付机制。我们应该正视网络购物这样一新兴产物，鼓励发展电子商务，但是，应当“以立法的形式规范网上交易行为，明确网上购物网站的市场准入资格、市场经营行为组成方式等，使网站具备‘经营主体资格’，为了维护消费者的损害赔偿权，可以建立一个先行赔付机构，如设立专门支付赔付金的网上银行”[6]。凡到网络从事商品经营的个人或法人，每季度或半年根据其销售额交付一定的保证金。由专门的机构如网上银行对保证金实行专项管理，专门用于经销商在网上交易中出现侵权问题时的先行赔付，赔付后由银行向造成侵权的网络经销商追索损失。

　　4 、确立有利于网络购物的消费者的诉讼管辖原则。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合同纠纷没有做出特别规定，因此在管辖原则上，只能按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管辖。这一原则显然对发展电子商务是非常不利的。消费者在网上购买的物品往往都不太贵重。如果因质量等问题，千里迢迢跑到经销商住所地去协商或诉讼，成本都是非常高的，因此很多消费者就会自认倒霉。因此，我国对消费者合同纠纷的诉讼管辖应该作相应的修改，可以实行消费者所在地专属管辖原则。对于网络侵权纠纷，也可以由侵权行为地或被告住所地管辖改为消费者住所地管辖。这样的修改有利于消费者参加诉讼，保护其诉权实现，最大限度地减少其诉讼成本。但是，如果双方在合同的管辖上有协议的，应先适用协议管辖，协议无效时仍以消费者住所地法院管辖为准。

　　5、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经营者承担举证责任。上文中提到网上购物产生纠纷后，消费者通过起诉维护合法权益时举证十分困难，是自己的诉权无法通过法律实现。因此，可以在举证责任方面对消费者予以特殊规定，以鼓励消费者通过诉讼途径维护权益，在网上购物消费领域中，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他们往往缺乏维权意识和证据意识，消费者实际举证能力十分有限，对消费者维权造成严重威胁，因此，可以将举证责任倒置做扩大解释，将网络购物纠纷的举证责任囊括在内。

参考文献：

[1]乔秋珍著 网络购物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及其完善。法律适用，下期，2010.04。

[2]曹文婷著 从网上购物看消费者权利保护。www.chinalaw.com，2005，3．2。

[3]李少平著 浅探网络购物存在的法律问题及其完善。中国法院网，2005，8．12。

[4]有关侵犯网络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分析。参见纪晓昕著。电子商务中的隐私权保护。网络法律评论第二卷。法律出版社，2002。

[5]许艳敏 C2C 网络购物法律问题研究，2008，山东大学。

[6]万以娴著 论电子商务之法律问题．法律出版社，2001。

　　在我国，法律文书释明制度出现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律文书释明制度的核心是赋予法官释明权，释明制度的出现，促进了庭审的顺利进行，保障了当事人对法律及法律规则的知情权，是司法体制的一个进步。笔者经过对所在法院近几年来法律文书释明制度的研究和分析，发现现行法律文书释明制度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撰写本文旨在与全体同仁共同探讨法律文书释明制度的完善方向，以期共同提高。


一、法律文书释明制度的概念

法律文书释明制度是指在当事人主张不充分，不正确或者当事人误以为自己提出的证据已经很充足时，主审法官行使释明权，就案件在事实和法律上向当事人进行必要的提示和讲解，使当事人能够有一个改正、补充和充分陈述案件事实及法律的机会。

二、法律文书释明制度存在的缺陷

（一）法官怠于行使释明权。当前，我国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引入了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法官依职权过多干预诉讼的情况逐步减少。但有的法官司法理念却又走向另一极端，过于强调程序的对抗性，法官中立性，裁判的被动性，认为当事人如因疏忽未提出相应主张而致败诉，责任在于当事人自己，法官只需依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作出判决即可，致使有时诉讼的结果完全背离了公正，使得诉讼带有投机色彩，严重了影响当事人对于司法公正的信仰。

（二）法官惧于行使释明权。审判中如何正确行使释明权，对法官的能力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因为实务中对哪些问题需要释明、如何释明、释明到何种程度较难掌握，操作不当就易于出现纠问式的庭审、职权的探知或诉讼辅导等有悖于法官中立的情形。同时，行使释明权往往意味着对一方当事人进行援助，对方当事人容易产生误解，所以也不好把握。囿于自身的能力素质，为了避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明哲保身，许多法官不敢行使释明权。

（三）法官难于行使释明权。 释明权是法院的实务领域中的一个极具操作性的问题，但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法官的释明权，只是在最高人民法院的若干司法解释中有所体现，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八条、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三十五条、第七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除上述的几条司法解释外，现有的法律再无其他规范。实际操作中，由于每个法官认识上的差异，对于应否释明、如何释明以及释明的内容应包括哪些等问题，个人掌握的标准不同，不自觉地表现出较大主观随意性很大，有损司法统一。


（四）法律文书释明制度在立法上存在缺陷

民诉法中关于释明权制度的规定是相当简单。释明权制度的核心是释明权的范围。它是法官行使释明权的法律根据。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立法史上，对于法官何时应行使释明权没有明确的规定，仅仅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才有明确的规定。且该规定仅是对法官对法律适用方面的释明权，而没有规定事实的释明权。纵观世界各国对释明权制度的立法，对法官事实释明权的规定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把法官对事实的释明权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在人民法院的审判实践中，需要法官对事实的释明时也是相当普遍的。我国民诉法对法官释明权的范围规定得很窄。由于法律规定的法官释明权的范围过于狭窄，因此，在审判实践中，法官行使释明权就属于过度行使释明权。因为立法上法官释明权范围的狭窄，导致在审判实践中法官行使释明权的无法可依，立法上的缺陷严重制约了法官释明权的行使。


（五）法官的素质存在差异

释明权的行使是法官的诉讼行为。它对于法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要求法官尽一个善良正直有法律水平的人能力去行使释明。法官素质包括：第一，高尚的道德品质，要求法官做到公正、正直，忠于法律，忠于事实，秉公办案。第二，精深的业务知识，要求法官精通法律，并有娴熟运用法律的技能。第三，丰富的社会经验。对双方当事人的专业技能、法律知识、诉讼经验等方面能深入的洞察。从目前的法官队伍状况来看，关键是业务素质良莠不齐，不能适应行使释明权对法官所提出的高要求。


（六）对法律文书释明制度认识上存在误区

鉴于释明权制度在我国民事诉讼立法没有明确规定，对一些法官而言，释明权仍为一个较为遥远的法律概念，只是随着《证据规定》的实施才引起法官和社会公众的视野。因此，部分法官对释明权制度的价值、意旨、性质、范围和现实意义等仍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以致在实践操作中产生偏差和不当，造成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法官的中立地位错误认识。就当事人而言，基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职权主义模式，部分当事人实现权利的依赖性较强，认为只要将一张诉状送到法院后，就完全属于法院的职责范围，由法院履行当事人的主要诉讼义务，没有积极主动全面履行应负的举证义务。还有部分当事人对释明权制度缺乏认识，当法官依法向一方当事人行使释明权时，对方当事人就认为法官有意偏袒一方当事人或替其打官司，对法官的释明行为产生合理怀疑。


三、法律文书释明制度的完善方向

法律文书释明制度若想得到完善，必须要先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一）最大限度地实现实体公正。实现实体公正是司法程序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人们对现代司法的基本价值需求，也是司法人员的职责和义务。对于法院而言，要查清案件事实，只能通过证据才能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案件事实回复到纠纷发生时的状态，这就必然要求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明确，证据确实充分。然而，由于当事人法律知识的欠缺，再加上对案件事实的片面理解甚至误解，导致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不准确、不恰当，陈述意见不明确、不到位，以及提供证据不适当、不充分的情况经常出现。如果完全按照当事人主义模式和法院审判中通行的“不告不理”原则，这部分案件很可能被驳回起诉。这样一来，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必然另行起诉，造成重复诉讼，增加了诉讼成本，降低了司法效率，影响了司法公正。规定法官释明义务就是在不放弃程序价值的前提下，倾向于对当事人实体权利的保护。在当事人不知如何进行诉讼时，法官必须履行释明义务，这样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有利于了解当事人的真实意图，从而确保法院做出公正的裁判，使裁判结果得到民众的认同。

（二）充分合理地提高司法效益。法官释明义务的履行不仅能兼顾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还能充分提高程序效益。通过释明，促使当事人提出充分、完整的诉讼资料，当事人与法院之间就如何适用法律进行交流和沟通，有助于发现案件的实质真实，并使当事人在诉讼中的程序主体权得到保障，防止了诉讼突袭，增加了当事人对法院裁判的接受程度，从而减少当事人的上诉、申诉，减少国家在二审和再审程序方面的经济成本，也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同时，法官进行释明时积极主动的姿态，符合我国大多数民众对司法的期待，有助于增强对法官的尊重，增加对司法的信任，加大司法的权威性，对社会行为起着正确的引导作用，有利于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

（三）及时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诉讼程序极为繁杂，诉讼资料的提出、案件事实的陈述、法律适用的见解，不但一般人难以妥当处理，就是经过专业法律训练的律师，甚至包括法官也时常感到困惑。一个纠纷涉及多个法律关系，在当事人不知如何做出最有效最有力的主张而有可能导致败诉的情况下，法官明知如果当事人以另一法律关系作为诉讼基础则会胜诉，却闭着眼睛不告知。在对相关的纠纷可以利用同一诉讼程序解决的情况下，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可以更有力地维护自己权利的时候，法官明知却不提醒，既不符合诉讼经济的要求，又违背了纠纷一次性解决的目的，间接影响了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安全。因此，必须规定法官的释明义务，促使法官对当事人进行积极协助，以期达到纠纷一次性解决的理想。所以说法律文书释明制度未来完善的方向应从以下方面入手：1、对诉讼请求的释明，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是法院审理案件的依据，当事人只有妥当提出诉讼请求才能达到实现权利保障的诉讼目的。当诉讼请求不清楚或不充分时，法官应当通过向当事人发问的形式，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促使当事人清楚表明诉讼请求或补充完善其诉讼请求。当诉讼请求明显不当时，法官更应该通过释明，促使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并提出新的诉讼资料。由此可见，将释明规定为法官必须履行的义务已是刻不容缓。2、对举证要求的释明，当事人之间有争议的事实，如果根据当事人提出的证据不能证明，就不能认定该事实成立。但如果当事人举证存在以下几种情况，法官应该进行释明促使当事人举证，而不允许直接依据证明责任作出否定的判断。（1）在当事人举证不充分的情形下，法官应该告知其继续举证。（2）在双方当事人对举证责任的承担有争议时，法官应该明确告知当事人由谁对该事实承担举证责任。（3）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在形式上不符合法定要求，此时，法官应告知当事人所举证据的瑕疵情况，让其予以补正。如当事人只提供书面证言，应告知其通知证人出庭作证。（4）当事人提出的证据超出了举证期限，按照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根据这一条，法院在组织质证前，应进行释明，告知当事人逾期提交证据材料是证据失权，即视为当事人放弃举证权利，对方当事人有权拒绝质证，告知后，再征询对方当事人是否同意质证。3、对法律观点的释明，在审判实践中，当事人对事实依据充分注意，而对法律依据往往漠不关心，辩论时对适用法律只字未提，法官对此也是听之任之，认为适用法律纯属法官的事，最后裁判下来，当事人因对法律的不解，败诉后大吃一惊，甚至会有受蒙蔽之感，使案件的公正性受到怀疑。因此，当法院查明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效力与当事人的认识不一致时，法官必须履行法律观点开示义务，向当事人解释法律，促使当事人正确理解法律规定并作出明确选择。这样，不仅使当事人打了一个明明白白的官司，而且也有利于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从源头上解决矛盾纠纷。4、在法院判决后，对双方在法律适用方面争议较大的案件进行判后答疑，可帮助当事人在充分了解法律后对自己案件的胜负作出比较理性的判断，减少不必要的上诉、申诉，实现息诉和保障社会稳定的目的。5、把握释明的限度，释明的限度是审判实践中难以把握的一个问题，由于释明不可避免会受到法官个人的价值取向、职业素养、性格爱好等因素的影响，极易混入法官主观随意性，导致释明不当。而不适当的释明又会招致当事人的不满，动摇其对法官中立和司法公正的信心。鉴于此，笔者认为应确立法官释明的原则首先是积极行使原则，规定在诉讼中法官应当积极履行释明义务，对依法应当履行而不履行或怠于履行释明义务的，法官应当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其次，适度行使原则，释明只能在法定范围、依法定程序进行，应当以探知当事人真实意思为界限，不能干预当事人对自己实体权利、诉讼权利的处分，过度行使与不适当行使都应当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再者是公正行使原则，应在当事人之间保持中立，不得有任何偏颇。最后是注意释明的行使方式，法官在进行释明时，一般应采用书面形式，采用口头告知形式的应当将释明的时间、地点、内容和法律事实依据制作笔录备查。审前的释明应在庭审中予以核实，庭审中的释明应公开进行，释明后对当事人的意见，应认真听取，并记录在案。在法官不当履行时，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履行释明义务不当包括应当释明而未释明、不应当释明而进行了释明、释明超过必要的界限以及违反释明程序等情况。履行释明义务不当均可能损害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权，导致对当事人诉权的侵害，构成程序瑕疵。法官的释明义务相对应的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当权利受到侵害时，赋予当事人申请权。当法官怠于行使释明的情形下，由当事人启用申请权来提醒或促使法官正确和恰当地行使释明。赋予当事人异议权。当事人对法官采取的某些释明存有异议时，可以在诉讼中要求法官就其合理性作出解释。赋予当事人上诉权。因法官怠于行使释明或不当行使释明而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判时，应该允许当事人以程序违法为由行使上诉权来进行救济，二审法院则根据程度轻重决定是否发回重审。


结语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阶段，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矛盾纠纷以诉讼案件的方式进入人民法院，人民群众日益增加的司法需求与现行诉讼模式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这些对人民法院审判方式改革以及审判职能的延伸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法官释明所追求的是诉讼的公正，与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是一致的。通过完善我国的法官释明制度，促使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对案件的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充分释明，认真对案件进行判前释法、判后答疑，给予当事人充分陈述意见的机会，让当事人把话说完不至于当案件判决时给当事人意外打击，有利于化解当事人的不满情绪，让当事人打一个明明白白的官司，从而促进社会矛盾纠纷的妥善解决，使法院裁判的案件达到案结事了的效果，增强当事人对法院的信任，有效减少涉诉信访案件的发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作者单位：河北沧州孟村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