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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与自负？
------------关于修宪说法的说法


当下在公共生活领域流行频度很高的一个话语就是“修宪”，扑面而来的夏天似乎更加刺激了人们对修宪的热情。仅仅这两天见之于媒体报道的修宪讨论会就有多起，各种修宪意见也纷至沓来。一些著名学者关于修宪的建议也洋溢着畅想的快乐，从机构设置到制度安排，从实体权利到程序启动，可谓洋洋洒洒。此时此刻，说几句风凉话，泼几飘冷水，不知会不会扫了大家的兴致？
宪法是什么？宪法无非是人类解决问题，对付不确定性的制度安排之一。当西方人在十一或十二世纪争论是上帝之法优于人间之法，还是人间之法优于上帝之法的时候，中华帝国却适逢半部论语治天下“盛世景观”。构成西方法治之源的希腊文明、罗马文明至今只能活在日耳曼文明或东正教文明的躯体上，而中华文明却几千年绵延不绝。中国人不会说：无宪法，勿宁死。从1908年以降的百年中国，差不多平均每十年产生一部宪法。但从清朝末年到建国初期，经常出现的景观是：一边是刀光剑影，城头变幻大王旗，一边是著酒论宪，议院清谈。
生活是变动不居，宪法是相对静止的。所谓生活之树长青，理论是灰色的似乎也有点这样的意思。社会现实永远走在宪法规范的前面，企图制定一部完美的宪法，然后使之具有“芝麻开门”的魔力，任何问题出现只要翻翻宪法条文即可迎刃而解，那也是一种太富浪漫主义色彩的想法。
那些最主张让“看不见的手”在市场中发挥作用的“大家”们，却最起劲地鼓吹进行“一揽子的修宪”，从财产权到迁徙权，从总统制到两院制，从政党制到竞选制，从无产阶级专政到三个代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问题是人类本身就真能穷尽公共权力运行领域的所有规律吗？那些立法的智者们真能精确地用语言表达出调整复杂政治关系的规范吗？难道那些生活常识、社会惯例就注定要比成文规范低格一等吗？
宪法适应社会现实的机制有多种，我们大可不必太过依赖“宪法修改”这种颇为“刚性”的变迁机制。其实宪法解释、宪法惯例等柔性改良机制却可更见潜移默化之效。
中国宪法权威之不高，作用之有限，固然有实体内容与现实不协调的原因，更关键的在于宪法运行实施的程序安排的极不合理。因此，关于修宪的考虑与其放在梳理不清的实体制度上，不如对宪政程序问题投以更多的关注。

（秦前红，武汉大学法学院）

罪名概述

白静浦


　　罪名，顾名思义，罪之名也，即犯罪的名称，就像人的名字一样，具有表意的作用。对某种犯罪规定罪名并不能凭空臆造，它应该具备特定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罪状。罪名的确定是建立在罪状的基础上的。罪状是刑法分则包含罪刑关系的条文对具体犯罪及其构成要件的描述。因此，罪状相对而言是具体的，详明的，也就是直观的。罪名则不同，罪名用少量的文字来提炼罪状，尽可能的简练但不失准确性。它不是直观化的，容易使我们望文生义。由此可见，罪名实际上就是简化、概括、抽象后的罪状。在内容上，罪状是对具体犯罪构成要件或特征的描述，而罪名是对罪状的文字表述中的关键词的绝对中和，因此，罪名的最终归结点仍然是具体的犯罪构成，所以罪名和罪状没有本质的区别。由此推断，从罪名的文字组成上，我们就能确定这种行为区别于其他行为的根本特征。如挪用公款罪和挪用资金罪，从文字上我们即可知道，两种犯罪的行为方式相同都为“挪用”，主要的不同在于犯罪的对象。前者是公款，后者则是资金。因此在法律上尤其在刑法中区分公款和资金的属性就能区别两种犯罪的客体性质。与对象对应的关系面是行为人，作为他的对象的公款和资金的法律属性中就包含着这种关系。对于一个非公务人员非法动用的国家所有的货币，就没有公款的法律属性，同样，对于一个本公司职工非法占用的他人或其他单位的货币，也没有资金的法律属性。如果罪名和罪状之间不存在着这样的关系，那么罪名就没有了区分功能。简单的从罪状到罪名的过程不是全部，关键还在于从罪名回归罪状。
　　如前所述，罪名和罪状在本质内容上没有差别，都是对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概括或描述。只是罪名对具体犯罪构成的概括比罪状对具体犯罪构成的描述更简练。犯罪构成是指依照刑法的规定，决定某一具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或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一切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从定义中可知，犯罪构成由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组成。与犯罪构成要件不同，它是从整体上来讲的，而犯罪构成要件是从个体上来讲的，因此犯罪构成要件就是犯罪构成的具体要素和条件。罪名就是对这些要件的排列组合——抽取最能够表明具体犯罪的行为特征的要件进行逻辑上的文字组合。由于犯罪构成在总体上分为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在一般上分为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客观方面；在具体上，各罪又可能具有其他具体的要件，如时间、手段、地点、特定对象等。因此，在罪名的确定上，原则上各个要件都有成为罪名成分的可能性，而事实上这是不现实的。同时，罪名本身也呈现出层次性，因为在哪个层次上选择要件直接决定着罪名的类。类罪名、种罪名以及具体罪名的分类就是这种情况。基于这些原因，罪名在文字结构上就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也正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地方。
　　根据犯罪客体层次的不同，可以将罪名分为类罪名、种罪名和具体罪名。犯罪客体按照犯罪行为侵害社会关系的范围大小，可以分为一般客体、同类客体和直接客体。类罪名是某类犯罪的名称，它是对同类客体而言的，也就说犯罪侵害的客体在一般的意义上是属于同一范围的。我国刑法按此将犯罪分为十大类，分别为（1）、危害国家安全罪；（2）、危害公共安全罪；（3）、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4）、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5）、侵犯财产罪；（6）、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7）、危害国防利益罪；（8）、贪污贿赂罪；（9）、渎职罪；（10）、军人违反职责罪。具体罪名是各个具体犯罪的名称，犯罪侵害具体的直接客体就属于具体犯罪的范畴。刑法分则的每一条文至少可以确定出一个具体的罪名，有的还有好几个。《关于执行确定罪名的规定》中规定了410余个具体罪名。我们平时所说的某人犯了什么罪，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种罪名是介于类罪名和具体罪名之间的一种罪名。新刑法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罪下面有设了好几节，概括出好几个种罪名。就客体而言，种罪名中体现的客体不能认为是直接客体，而类似于同类客体，但范围又小于法定的同类客体。鉴于此，为了容易区分，就暂用“种客体”界定（理论上它仍旧是同类客体）。按照犯罪构成的具体内容，可以将依此确定的罪名分为选择罪名、单一罪名、概括罪名。确定这样的罪名是在具体的范围内选择罪名成分的，因此时间、地点、手段、方式、工具、特定对象的不同都可以使罪名不同。这一点尤其表现在选择罪名上，如拐卖妇女、儿童罪就可以根据对象的不同分解为拐卖妇女罪和拐卖儿童罪；再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根据行为不同可以分解为走私毒品罪、贩卖毒品罪、运输毒品罪、制造毒品罪；还有就是根据对象加行为，如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可以分解成“5^3=15”种罪名。与此相比，单一罪名则显得简单，唯一的行为或者唯一的对象，可以说它是绝对确定的。而概括罪名则是，虽然在表现上具有不同的行为手段、方式以及利用不同的工具，但实质仍旧是一种概括的行为。因此概括罪名不能分解，在使用上也是唯一的。可见，这种分类法具有实践的特点，即具体案件具体适用。将罪名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类，目的不仅仅在于分类本身，更主要的是分类可以使我们更加理解、把握各罪的特征和性质，从而能更好的作用于实践。


北安市人民法院 白静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