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南涧彝族自治县南涧跳菜传承与保护条例
云南省南涧彝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
云南省南涧彝族自治县南涧跳菜传承与保护条例
（2013年1月16日云南省南涧彝族自治县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2013年3月28日云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 2013年4月18日云南省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号公布 自2013年5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传承和弘扬民族民间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南涧跳菜，发展文化产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南涧彝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自治县行政区域内活动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的南涧跳菜，是指起源于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传承于自治县境内无量山与哀牢山民间，在宴席上菜时为敬重宾朋而举行的一种具有特定规程和技艺，融音乐、舞蹈、服饰、饮食于一体的礼仪性舞蹈，俗称“抬菜舞”。
第四条 南涧跳菜传承与保护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南涧跳菜的音乐、舞蹈、服饰、道具及其表现形式；
（二）南涧跳菜具有学术、史料和艺术价值的文稿、绘画、碑刻、雕塑及相关作品；
（三）南涧跳菜的剪纸、刺绣、乐器等工艺；
（四）南涧跳菜民族传统习俗和节庆；
（五）南涧跳菜传承人及其所掌握的南涧跳菜知识和技艺。
第五条 南涧跳菜的传承与保护坚持科学规划，保护与开发并重，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
第六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将南涧跳菜的传承与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七条 自治县是国家文化部命名的“中国民间南涧跳菜艺术之乡“。每年的农历六月二十五日为“南涧跳菜艺术节“。
第八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开展南涧跳菜的传承与保护活动。
第九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负责南涧跳菜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宣传贯彻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
（二）制定南涧跳菜传承与保护规划并报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三）配备和完善南涧跳菜传承与保护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设备；
（四）发掘和培养南涧跳菜代表性传承人；
（五）组织开展南涧跳菜资源的调查、收集、抢救、整理、出版和研究等工作，并建立健全档案和数据库；
（六）指导、监督、支持南涧跳菜资源的开发利用；
（七）行使本条例赋予的行政执法权。
第十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的发展和改革、教育、民族宗教、公安、财政、国土资源、环境保护、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工商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南涧跳菜的传承与保护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做好本行政区域内南涧跳菜的传承与保护工作。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同做好本辖区内南涧跳菜的传承与保护工作。
第十一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可以命名南涧跳菜艺术之乡（镇）、村。
第十二条 在南涧跳菜艺术之乡（镇）、村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和民居的，应当体现当地民族建筑风格。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审批建筑设计方案前应当征求文化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十三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与南涧跳菜有关的民居、古建筑、特定活动场所的保护管理。
禁止侵占、损毁与南涧跳菜有关的民居、古建筑及特定活动场所。
第十四条 在自治县内对南涧跳菜实物资料进行发掘、收集或者拍摄与南涧跳菜有关的电影电视节目，应当经自治县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审核，并按有关规定报批。
进行上述活动时，应当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得损害群众利益、影响民族团结。
第十五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编制的南涧跳菜保护名录，报上级文化主管部门批准后，由自治县人民政府公布。
第十六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向自治县人民政府申请命名为南涧跳菜代表性传承人：
（一）通晓南涧跳菜活动形式、内涵和组织规程；
（二）熟练掌握南涧跳菜传统技艺；
（三）掌握和保存一定数量的南涧跳菜原始资料或者实物。
第十七条 南涧跳菜代表性传承人享有下列权利：
（一）开展南涧跳菜的传艺、讲学、创作、学术研究；
（二）传授、展示其掌握的南涧跳菜知识、技艺以及有关资料和实物；
（三）申请资助；
（四）享受代表性传承人补助。
第十八条 南涧跳菜代表性传承人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妥善保存其掌握的南涧跳菜资料、实物；
（二）保护与南涧跳菜相关的建筑物和场所；
（三）依法开展传播、展示活动；
（四）培养南涧跳菜传承人。
第十九条 南涧跳菜代表性传承人由自治县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组织有关专家评审，报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命名，并向社会公布。
南涧跳菜代表性传承人不履行传承义务或者违反本条例相关规定的，由命名单位取消其命名。
第二十条 南涧跳菜代表性传承人可以有偿提供其掌握的知识、技艺及有关原始资料、实物、建筑物、场所。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组织宣传、展示南涧跳菜传承活动。
第二十二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应当鼓励、支持辖区内有条件的学校将南涧跳菜知识列为学校课程的教学内容。
第二十三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工程建设施工或者生产活动中，发现南涧跳菜资料、实物的，应当停止施工或者生产，保护现场，并报告当地文化主管部门。不得擅自发掘、隐匿不报。
自治县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及时对南涧跳菜的资料、实物价值进行评估，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第二十四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利用南涧跳菜资源投资开发下列项目：
（一）南涧跳菜工艺品、服饰、器具、乐器等文化旅游产品；
（二）南涧跳菜影视、艺术等作品；
（三）南涧跳菜饮食文化；
（四）南涧跳菜的民居、场所。
第二十五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利用南涧跳菜资源开展营利性活动的，应当向自治县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申请办理相关文化经营许可证。
第二十六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对在南涧跳菜传承与保护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有关规定的，由自治县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责令退还、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并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令改正，补办相关手续；情节严重的，对个人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令停止施工或者生产，退还资料、实物；情节严重的，对个人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四）违反第二十五条规定的，责令改正，补办相关手续；情节严重的，对个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八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的文化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南涧跳菜传承与保护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处分；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报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批准，由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自治县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
第三十条 本条例由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内容摘要】司法实践中对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中“组织”行为认定存在一定的分歧,该行为应当是犯罪集团或团伙为了实现牟利及其它特定目的,有分工有协作地领导、策划、指挥以及帮助他人非法偷越国(边)境的行为,或者是帮助“蛇头”拉拢、引诱、介绍偷越者的行为,对于社会危害性不大的一般帮助行为,不宜归入此列。
一、基本案情
2010年8月26日,被告人陆某打电话给被告人阮某(越南人),叫其找一些越南人来中国务工。次日上午,阮某从越南境内带着16名无合法入境证件的越南籍民工经由某市中越边界的便道进入中国境内,随后由陆某带领前往该市区某工地,途中被公安人员当场查获。
二、分歧及争议焦点
(一)第一种意见
陆某、阮某二人的行为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
本案中,被告人陆某和阮某相互通谋,以介绍工作为由,经过多方动员和广泛宣传,拉拢、引诱、介绍多名越南人,并领导、策划、指挥这些越南人在无合法入境证件、未经边境检查的情况下从便道偷越我国边境进入我国境内,从中获取所谓的“中介费”。非法入境的越南人不仅非法占用我国的就业机会,而且由于没有经过我国有关政府部门的登记,相关部门无法对其进行管理,必将为社会治安带来不稳定因素。因此,陆某、阮某二人的行为违反了我国的出入境管理规定,妨害了国(边)境管理秩序,具有巨大的社会危险性,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
(二)第二种意见
陆某、阮某的行为不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
首先,陆某、阮某的行为只是介绍务工,从中获取中介费,而非帮助他人偷渡牟利的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犯罪行为。其次,越南边民入境务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被告人的行为只是违反国(边)境管理制度的一般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再次,本罪的主要目的是打击“蛇头”即组织者,如果对本案中的两被告人入罪,则要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这样的刑期对于他们轻微的社会危害性而言无疑是过重的,不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因此不应以犯罪论处。
(三)争议焦点
经过对两种不同意见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本案中两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属于“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中的“组织”行为以及两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具有应受刑法处罚的社会危害性,是认定本案是否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的关键。
三、评析意见
(一)对“组织”行为的学理解释
法学理论界对于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的概念,存在着三种不同意见,对主要分歧就是对“组织”一词的理解。第一种观点用“非法组织”解释“组织”一词,不但犯了同义反复定义的逻辑错误,对司法实务中的判断也没有任何帮助。第二种观点采用列举法对“组织”一词进行说明,即鼓动、策划、拉拢、联络他人偷越国(边)境或者为偷越国(边)境制定计划,确定偷渡地点、人员、方式的行为。此解释虽然对实务判断具有实际意义,但由于列举法本身的局限,不能穷尽所有“组织”行为,不能将“组织”一词的内涵全面揭示出来,从而有失片面。第三种观点采用列举式与概括式相结合的定义方法对“组织”一词进行了解释,即采取鼓动、策划、拉拢、联络他人等方式偷越国(边)境或者为偷越国(边)境制定计划,确定偷越时间、地点、人员、方式等的行为。这一解释弥补了第二种观点的不足,清楚、完整地揭示了“组织”一词的内涵,相对准确、合理。
(二)司法实践中对“组织”行为认定的分歧
学理上对“组织”行为的解释并不难理解,但在实践中要判断一行为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该受本罪处罚的“组织”行为,仍存在以下几个需要明确的问题:
1.日常的询问、联络与本罪中所指的“鼓动、拉拢、联络”是否有区别,达到何种程度、或有何具体表现的行为才能认定为本罪中“鼓动、拉拢、联络”?本案中,阮某召集越南务工人员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打电话委托他人帮忙找人,二是见到认识的人就问对方是否想去中国修路。除外,还有6个人是听到消息之后自己找到阮某要求一起去中国打工,前后不过一天时间。这种行为能否直接认定为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中的“组织”行为呢?持非罪意见的观点则认为,阮某只是陈述一个事实、介绍一个工作的机会,并没有刻意夸大、欺骗以拉拢、引诱他人偷越国境,而且阮某是针对有到中国务工意愿的人员公开进行询问,并不是对无务工意愿的人员进行引诱、拉拢的秘密行为。这只是一个在边境地区日常的联络行为。
2.如果偷越国(边)境者不需要别人提供任何帮助便能够完全独立地完成非法入境行为,在此情形下“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中的“组织”行为是否仍然成立?众所周知,由于边境小路错综复杂,不可能做到每条小路都有边防检查人员把守。边境管理区内的边民不经过任何边检手续直接从便道越境相互往来、通婚、从事贸易等活动已经成为当地的习惯,司法实践中对于这类行为也认为是情节显著轻微,不作为偷越国(边)境的犯罪行为处理。本案中如果阮某等17名越南人相约在中国的某一地方汇合,由各自在不同时间通过不同小道到达在中国的汇合地,是否能认定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而本案中的真实情况与上述假设并无本质区别,即阮某一行人虽然是一群人同时通过同一小道非法入境,但入境的过程完全是由每个人独立完成。再举一个例子,中越边民相互通婚是法律允许并且在实践中是常有的事,如果两地边民在中国举办婚礼,受邀请的越南亲朋好友相约一起赴宴,以不经过任何边检手续直接从便道越境的方式进入我国境内,这一行为与本案是没有区别的,难道对婚礼邀请者也要以“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论处?实际上,当地边民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通关手续进入中国,只是图省事而抄小道进来,这样的行为对边境管理制度的妨害以及社会危害性都不大,如果对这类行为都入罪的话,刑法的打击面是否过大?
3.不是基于帮助他人偷越国(边)境获取利益而是基于介绍工作获取中介费的行为是否能认定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中的“组织”行为?一般来说,偷越国(边)境的组织者具有通过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而牟利的目的,但是本案中的陆某和阮某只是希望通过介绍越南务工人员到中国务工得到合理的中介费,并不是基于帮助越南务工人员偷越国(边)境而获得非法利益,两者的性质有本质的区别。在这样的目的支配下的行为,性质能否认定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中的“组织”行为?
4.将社会危害性不大甚至对边境地区经济建设有一定促进作用的集中越境行为,认定为“组织偷越国(边)境罪”而科以重刑,社会效果是否欠佳?例如,广西崇左市辖区内大部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或不愿干粗重活,越南务工人员填补了当地劳动力的空缺,保证了该市农业以及其他产业的顺利发展。目前,崇左市不少地方的农民或农业承包经营者雇佣越南劳动力种砍甘蔗,边境贸易点存在大量的越南搬运工,还有许多越南工匠从事木料加工、建筑等工作,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越南边民通过边境小道非法入境进来的。虽然这些越南务工人员违反边境管理制度非法入境,但其中大部分人能够遵纪守法,靠诚实劳动获取报酬,只要国内有关部门监管得当,不但没有社会危害性,还能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因此,如果对这样的非法入境务工行为打击面过广,将在一定程度上对边境地区经济发展影响,带来一定的负面社会效果。
(三)“组织”行为认定的标准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何种行为才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中的“组织”行为进行全面梳理,以便在罪与非罪的问题上作出正确的判断。
1.属于有关司法解释中规定的“组织”行为。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02年《解释》”)规定:“领导、策划、指挥他人偷越国(边)境或者在首要分子指挥下,实施拉拢、引诱、介绍他人偷越国(边)境等行为的,属于刑法第三百一十八条规定的‘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从这一规定上看本罪中的“组织”行为应当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领导、策划、指挥他人偷越国(边)境的行为,这是司法实践中最为典型的“组织”行为;第二个层次是实施第一个层次的行为之外的其他人员,在首要分子指挥下实施的拉拢、引诱、介绍他人偷越国(边)境的行为。该解释对“组织”行为范围进行了限定,“领导、策划、指挥”是关键,一般表现为煽动、串连、策划、联络他人偷越国(边)境以及为他人偷越国(边)境进行准备、制造条件的行为。 例如出谋划策、拟定具体行动计划、确定时间、路线、指示地点、安排交通运输工具等。实践中实施者通常运用夸大、欺骗、游说等手段使他人产生要非法入境的想法,或者产生接受组织者的安排实现非法入境的目的;整个实施过程有预谋、有组织、有分工。
2.“组织”的内容是非法偷越国(边)境。也就是说组织者实施的是如何使不符合出入境条件的人能够非法出入国(边)境的行为,而偷越者成功出入境后做什么在所不问。一般而言,被组织者凭自己的力量不能实现偷越行为,因此愿意花大价钱听从组织者的安排,在他们的帮助下达到偷越国(边)境的目的。组织者通常形成专业造假流水线,给被组织者提供伪造、变造的出入境证件在设关处越境,或者带领被组织者在不设关处秘密越境,甚至为躲避风险带领被组织者不按常规路线而是刻意绕远道等方式实现偷越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