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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不受理政府采购案件能否成立？

基本案情
据《华夏时报》2006年5月12日报道：《竞标急救车未果索赔20万元》（记者陈宇航通讯员王悦）。某医疗器械销售公司起诉招标公司被驳回。某医疗器械销售公司因投标政府采购的急救车被废标，便起诉招标公司索赔20万元。丰台法院驳回起诉。
该医疗器械销售公司起诉称，2004年10月，招标公司以投标邀请的方式向社会公开招标，招标项目为“国家医疗救治体系负压急救车采购项目（医疗救治体系负压急救车）”100辆。2004年11月5日，医疗器械销售公司到该招标公司处购买了招标书，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并做了认真的准备，还派人前往芬兰设计监制样车。后医疗器械销售公司得知，招标公司竟以其无此经营范围为由，将他们的投标作为废标处理。于是，医疗器械销售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确认其是该项目合格的投标人，并支付样车的赔偿费20万元。丰台法院审理认为，医疗器械销售公司与招标公司在招投标过程中所产生的纠纷，不属于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而是行政诉讼受理范围。法院驳回了原告医疗器械销售公司的起诉。随后原告进行了上诉，北京市二中院终审维持了丰台法院的裁定。
评析意见
近几年，对类似前述政府采购案件作出同样处理的现象，在全国各地法院都非常普遍。投标供应商与招标公司在招投标过程中发生纠纷，可以向行政主管部门提起投诉，也可以依据我国民事法律的规定，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论是我国《政府采购法》还是《招标投标法》，赋予供应商救济的法律规定均属于任意性法律规范，选择救济权利的途径取决于供应商。对于投标供应商提起民事诉讼，现行法律均没有作出禁止或者限制的规定。故笔者认为，相关法院的作法不仅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且践踏了供应商寻求司法救济的选择权利。在解读前述案件之前，首先需要声明的是，笔者与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存在着利害关系，完全是站在第三方的客观立场，就事论事地阐明自己的观点，以避免类似的错案在不同的法院不断地演绎。
一、法院无权剥夺供应商寻求救济的选择权利
法院认为投标供应商与招标公司在招投标过程中所产生的纠纷，不属于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而是行政诉讼受理范围。换言之，法院对于类似政府采购案件，只能以行政诉讼的形式立案受理而不能以民事诉讼的形式进行主管。从前述这一案件以及其它类似诉讼来看，笔者认为，法院对于我国现行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普遍缺乏了解。
目前，我国大多数招标公司基本上依附于公共权力机关，表面上享有一定的公共权力，如制定招标采购条件、选择和确定采购方式及其程序、审查供应商资格、选择和确定评标方式和标准、选择或确定评标专家、确定中标或成交供应商、处理供应商质疑等权力，但所有的这些权力都属于接受采购人一方的委托行使的。招标公司本身并不具有，其性质无非是以营利为目的社会中介代理机构，与投标供应商一样均属于普通的民事主体，法律地位是完全平等的。对于招标公司的违法行为，最有效的监督主体就是投标供应商，其监督的手段可以求助于行政主管机关，也可以求助于司法机关。对于后者，供应商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只能是属于民事诉讼案件（我国刑法规定的自诉案件例外），不可能属于行政诉讼案件。退一万步来说，对于委托人也就是招标采购人直接提起诉讼的，尽管采购人是行政机关，在招标采购过程中存在着违法行为，投标供应商不服而向法院提出诉讼的，也只能是属于民事诉讼案件，而非行政诉讼案件。在政府采购活动中，采购人、采购代理代理机构称采购方，相对方就是供应商。不论采、供双方主体的性质如何，均属于政府采购当事人。依照我国《政府采购法》规定，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中标和成交结果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也可以向主管的财政部门提出投诉，《招标投标法》也有类似规定。前后两部法律赋予供应商在救济程序中的规定均属于任意性法律规范，而非强制性或义务性法律规范，选择什么样的途径进行法律救济的权利完全属于投标供应商。此外，《政府采购法》第四十三条明确规定，政府采购合同适用合同法。依照《合同法》规定，合同缔约程序或履约过程中发生的争议，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享有管辖权。从前述基本案情来看，投标供应商提出的诉讼请求之一是要求赔偿合同缔约过失责任即20万元，显然是属于人民法院民事审判范围。当然，投标供应商的另一诉求的提法欠妥。
二、有关部门无权设定政府采购案件中的前置程序
政府采购活动中，往往将质疑程序或者投诉程序作为供应商维权提起投诉或者向法院起诉之前不得不经过的阶段，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我国财政部出台实施的《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处理办法》），明确规定了政府采购救济途径中的质疑前置程序。根据该办法第七条规定，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中标和成交结果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首先依法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质疑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期限内做出答复的，供应商可以在答复期满后15个工作日内向同级财政部门提起投诉。由于有了这一前置阶段，无形中增加了投诉供应商有效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时间长度和累赘。虽然质疑程序前置或者投诉程序前置，有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可以化解一些内部矛盾，使某些纠纷早日平息，但前置程序却有悖于我国政府采购法的立法宗旨，限制了供应商自由选择法律救济途径的权利，剥夺了法律赋予供应商可以寻求多元救济途径的选择权利。从立法初衷来看，由于采购主体掌握着采购对象的众多权利或称权力，客观上采购主体与供应商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且供应商的合法权益经常遭遇政府采购主体的侵害。为了保护政府采购中的弱势群体，法律赋予供应商享有多元的权利救济途径，如有权向采购主体提出质疑、有权向行政主体提出投诉等，正如质疑程序前置一样，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政府采购案件，往往也是以行政主体的处理结果作为提起诉讼的必经程序，同样也是缺乏法律依据的。
不论是招标投标法还是政府采购法，法律规范中赋予供应商在救济程序中的数个“可以”，我们不难理解公共采购立法对供应商合法权益存在着倾斜保护。然而，各部门的的行政规章设定的前置程序妨碍了供应商的自由选择权利。同样，各级法院的实际作法也是有悖于法律规定。根据我国《招标投标法》第六十五条规定，投标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不符合本法有关规定的，有权向招标人（即采购主体）提出异议或者依法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我们从这一法律条款中不难发现，投标供应商可以向采购主体提出异议，也可以向行政主体提出投诉。究竟选择哪个部门来处理采、供之间的争议，决定权完全掌握在投标供应商的手中。虽然两部法律对供应商在政府采购过程中遭遇伤害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都没有明确规定，但并不能由此排除我国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因为政府采购过程中的民事侵权行为或者合同缔约过失责任，对于遭遇侵害的供应商来说，不论是依据我国《民法通则》还是《合同法》的规定，都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寻求民事合法权益的保护途径。
三、本案属于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的受案范围
前述案件中，投标供应商的诉讼请求之一，是要求赔偿因政府采购招标行为引起的20万元经济损失，从起诉的事实和理由来看，所提出的诉讼请求完全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根据法律规定，原告提出民事诉讼，必须具备四项条件，即：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这是行使诉权的资格要求。所谓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是指当事人请求法院立案受理是因为自己的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别人发生民事权利义务争议，与争议的诉讼标的在法律上有利害关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果并未受到侵犯，或者与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之间不存在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就不需要提出诉讼。当事人如果与争议的诉讼标的不存在利害关系，也不能作为原告起诉。其二，有明确的被告。在起诉时，原告必须指出是谁侵害了他的权利，或者是与谁发生了权利义务争执。有明确的被告才有争议法律关系的相对方，才能使法律关系成为诉讼标的，才能形成诉讼。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及理由。诉讼请求是原告在诉讼上对被告提出的实体权利请求。诉讼标的决定诉讼请求，即根据法律关系中的权利提出诉讼请求，或者要求对方当事人履行一定的义务，或者要求确认与对方当事人的某种权利义务关系的存在或不存在，或者要求变更与对方当事人的某种法律关系。诉讼请求是起诉人要求法院保护的内容，提出具体的诉讼请求，才能确定诉的性质，明确争执的内容。如果没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就没有要求法院保护的具体对象，诉讼就失去意义。具体的事实与理由是指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的事实、理由，以及发生纠纷的事实或者理由。其四，属于法院受理的案件范围和受诉法院管辖。这是指原告的起诉必须是法院主管范围，法院对于原告的诉讼享有管辖权。只有对诉讼有管辖权的法院才是受诉法院。
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我们再结合前述案件来看，招标公司代理采购人以投标邀请的方式向社会公开招标，看到招标公告后，所有的供应商均有充分理由相信招标公司会严格依据法律规定，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地进行采购，不会存在着黑箱操作行为。故某医疗器械销售公司与其它供应商一样积极地响应，购买了招标文件，进行了大量的前期工作，并做了认真的准备，还派人前往芬兰设计监制样车，后来得知，招标公司将他们的投标作为废标处理。于是，起诉到法院。笔者认为，不论是投标供应商还是采购方，在政府采购合同缔约过程中，任何一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信赖利益，受损方都有权提出索赔。依照现行法律，投标供应商与招标公司之间发生的招投标政府采购关系是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由这一法律关系所引起的损害事实，当然是属于民事纠纷，投标供应商有明确具体的被告即招标公司，有具体赔偿数额的诉讼请求，存在纠纷发生的事实与理由，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当地法院对于此案有管辖权。驳回原告的起诉，显然是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
笔者认为，前述案情中，实际上是存在缔约过失责任和民事侵权责任的竞合。原告可以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提出缔约过失责任赔偿，也可以援引我国《民法通则》有关侵权的法律规定来主张自己的财产权利和其它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合法权益。如果提出民事侵权诉讼，需要符合民法关于一般侵权的四个构成要件：（1）要有损害事实，正如本案原告主张的20万元；（2）加害人的行为违法，即本案原告提出的招标公司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3）损害事实与违法行为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原告的索赔请求必须与被告的违法行为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4）违法行为人主观上存在着过错，指故意或者过失。由于侵权诉讼，取证和举证方面对投标供应商来说有一定的难度。因此，笔者认为，针对前述案情，从缔约过失责任来主张，其可操作性更强。政府采购合同缔约过失责任，是指采、供双方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因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导致采购合同不能成立，给相对方造成损失时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缔约当事人因签订合同而相互接触磋商，至合同有效成立之前，双方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我国1999年3月15日公布的《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确立了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前述案件应该适用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即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应当具备一般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其一，行为人实施了违反契约阶段所负的义务。在政府采购合同缔约阶段，通过公开招标采购方式，确立了当事人为缔结采购合同而进入到一种特殊的关系即信赖关系。不论是采购方式还是供应商，在采购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若一方背离了这一基本义务，破坏了缔约关系，就构成了缔约过失。其二，必须造成相对方信赖利益的损失。缔约过失行为破坏了契约关系，因此而引起的损害是指相对人因信赖政府采购合同会有效成立，但最终不成立或无效而受到的利益损失。但这种信赖利益必须是基于合理的信赖而产生的利益，即在缔约阶段因为一方的行为已使另一方足以相信合同能成立或生效。其三，行为人必须有过错。当事人在缔约阶段实施违背契约义务的行为是出于故意或过失。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对合同最终不能成立或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均负有过错，就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并且，责任的大小与过错的形式没有任何关系，这是因为缔约过失责任已造成他人信赖利益损失为承担责任的条件，其落脚点在于行为的最终结果，而非行为的本身。其四，行为人的缔约过失行为与相对人的信赖利益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
综上所述，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不论在认定事实，还是适用法律，均难以自圆其说。由于诉讼程序上所存在的问题，实体方面展开论述就自然受到了限制。近些年来，笔者已经欣喜地看到，在政府采购司法判例中，许多法院都已经援引缔约过失责任的法律规定，来解决采购方与供应商之争的纷争。相信不久的将来，人们会更多地去了解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相关知识。通过一场场的诉讼，进而推动我国政府采购法制建设的进程。

（作者：谷辽海， 2006年05月21日星期日于北京）
http://www.liaohai.com.cn
安徽省马鞍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马鞍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马鞍山市融资性担保公司监管实施细则（暂行）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直属机构，有关单位：

《马鞍山市融资性担保公司监管实施细则（暂行）》已经市政府第109次常务会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望认真贯彻执行。



二〇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马鞍山市融资性担保公司监管实施细则（暂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管理，规范融资性担保公司行为，促进融资性担保行业健康快速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安徽省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安徽省融资性担保机构监管工作指引（试行）》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对融资性担保公ont-size: 16.0pt; mso-font-kerning: 0pt">

本细则所称融资性担保，是指担保人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债权人约定，当被担保人不履行对债权人负有的融资性债务时，由担保人依法承担合同约定担保责任的行为。
本细则所称融资性担保公司是指在本市从事融资性担保业务的公司，包括市外融资性担保公司在本市设立的分支机构。

本细则所称监管部门是指市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市金融办”）、各县区政府、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博望新区管委会、慈湖高新区管委会、马鞍山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园区管委会金融部门或其指定机构（以下简称“县区监管部门”）。

第三条 监管融资性担保公司遵循依法监管、属地管理和行政指导为主的原则。



第二章 监管部门职责



第四条 建立融资性担保公司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统筹负责全市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风险防范和处置、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等工作，协调相关部门共同解决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中的重大问题，办理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参照《安徽省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联席会议工作职责及成员单位职责》（皖金〔2011〕28号）规定的职责分工，相互配合，加强信息沟通，发现重大情况和问题及时向联席会议报告。
第五条 市金融办负责全市融资性担保行业的检查考核和统计报告等日常监管工作，指导县区监管部门加强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日常监管和风险控制，研究、实施全市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和发展的有关政策。市融资性担保行业协会通过加强行业自律等措施协助各级监管部门开展工作。

县区政府是辖区内融资性担保公司监督管理和风险防范的第一责任人，要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督管理和风险防范。



第三章 监管内容



第六条 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监管的主要内容：

（一）是否按照核准的经营范围从事经营活动；

（二）是否有虚假出资、抽逃资本金行为；

（三）是否有吸收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行为；

（四）是否有发放或变相发放贷款等非法金融行为；

（五）是否按规定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担保赔偿准备金。

（六）是否存在拒绝或者阻碍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的行为，是否存在违反《融资性担保公司资金三方监管合作协议》行为；

（七）是否未经审批擅自改变法定住所或经营场所，是否未经核准变更机构名称、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应审批事项；

（八）是否超限额对外提供担保，是否未按规定提取各项风险准备金，是否实行客户保证金专户存储；

（九）是否有高风险投资行为，是否有存在利益冲突的其他投资、拆借资金等行为；

（十）是否存在不按照规定提供统计报表、报告等文件、资料，提供虚假或隐瞒重要事实的报表、报告等文件、资料的行为；是否按规定披露信息，是否有重大风险事件瞒报、迟报、谎报的行为；

（十一）是否有伪造、涂改、出租、出借、出售、转让经营许可证行为；

（十二）是否持有过期的经营许可证从事经营活动；

（十三）是否在监管部门的行政告诫、警告、责令改正的期限内纠正违规行为，修复行为后果；

（十四）是否有监管部门根据审慎性监管原则认定的其他违规行为以及其他重大违规、违法行为。



第四章 监管环节



第七条 县区监管部门负责受理辖区内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设立申请，对相关证件的原件进行查验，确保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合规性。

对申请设立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县区监管部门应当在申请开业时对其开展现场验收，验收通过后报市金融办审核，验收记录应作为上报开业申请材料的组成部分。

对提出解散、破产、撤销申请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县区监管部门负责对其清算进行监督，清算完成后报市金融办。

第八条 市金融办负责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设立申请进行审核后上报省政府金融办；负责融资性担保公司开业、变更、退出事项的转报，融资性担保公司经营许可证的颁发、换发和回缴，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管理等工作。

第九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在银行开立账户时，应当与市金融办、开户银行签订《融资性担保公司资金三方监管合作协议》，并报省政府金融办备案。

县区监管部门负责督促辖区内融资性担保公司履行《融资性担保公司资金三方监管合作协议》。

人行市中心支行、市银监局应当指导、协调、监督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所辖分支机构履行《融资性担保公司资金三方监管合作协议》。

第十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于每季度后15日内向县区监管部门报送上季度《融资性担保机构资金支付备案表》、《融资性担保机构收取客户保证金备案表》，提供上季度末各银行对账单（明细）。县区监管部门按季度对融资性担保公司资本金运用情况进行合规分析，并将分析结果报告市金融办。市金融办按季度对全市融资性担保公司资本金运用情况进行分析，并向省政府金融办报告分析结果。

第十一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以自有资金投资应当符合法律和政策规定，应当从其基本存款账户（以下简称“基本户”）转出资金，其收回投资的资金应当直接存入基本户。

融资性担保公司向被担保人收取的客户保证金应当实行专户管理。

融资性担保公司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以及发放工资、奖金和现金支取等资金支出，应当从其基本户列支。

前款所称其他经营活动是指除存取保证金、担保项目代偿，以及以自有资金按规定投资以外的经营活动。

第十二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向在市外依法设立分支机构拨付营运资金情况应当报市金融办备案。

第十三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开业前，市金融办应当对其拟任董事长、监事、总经理及财务部门负责人进行集体约谈，宣讲融资性担保行业的监管政策法规，开展合规教育。组织对拟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考试和考核。集体谈话记录及考试、考核情况，作为申请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必备材料。

第十四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根据《安徽省融资性担保行业统计制度》按时报送统计报表，向县区监管部门报送上年度审计报告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年度履职综合评价，提供的各类报表、文件和资料应当合法、真实、准确、完整。

县区监管部门于次年3月底前将融资性担保公司上年度审计报告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年度履职综合评价报市金融办，市金融办审核确认后将评价结果记入档案。

第十五条 监管部门根据监管需要，有权要求融资性担保公司提供专项资料，实施非现场监管，重点监管融资性担保公司经营的合规性、风险性、重大事项及重大风险事件报告制度的落实情况。

第十六条 县区监管部门应当加强对融资性担保公司财务、业务数据的收集、核对整理和统计分析，对主要风险指标进行监测，对经营风险进行初步评价和早期预警。

县区监管部门应当就发现的问题及时与被监管对象进行沟通和确认，提出监管建议和处置意见。问题比较严重的，县区监管部门应当组织开展专项现场检查，并将处置情况及时上报市金融办。

第十七条 县区监管部门每年对辖区内融资性担保公司实行监管计分，并将计分结果于次年3月底前报市金融办。

市金融办每年将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计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评价结果，以及违规或风险情况向银行业金融机构、其他债权人通报，并视情况向有关部门通报。

第十八条 市金融办负责组织县区监管部门按年编写本辖区《融资性担保行业年度发展与监管情况报告》和融资性担保公司《机构概览》，认真分析融资性担保公司发展状况，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分别于次年3月底前报市政府和省政府金融办。

第十九条 市金融办会同人行市中心支行引导融资性担保公司进行征信系统的接入，开展融资性担保公司外部信用评级及等级的应用；会同人行市中心支行、市银监局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落实银担合作的相关政策，采信融资性担保公司外部信用等级，实行信用等级与贷款授信放大倍数挂钩制度。

第二十条 市金融办牵头组织不定期的现场检查。对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涉及负面或重大风险信息的，有投诉、信访或举报的，有来自公安、工商等部门及有关金融监管部门预警和情况通报的，日常监管发现有重大风险隐患的，以及省政府金融办指定要求检查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及时组织现场检查。

第二十一条 监管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检查不得少于2人，检查前应当出示监管部门出具的检查文件和相关证件，工作人员与被检查对象有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实行回避。

监管部门可以委托相关专业的中介机构及专家参与现场检查，提供相关专业服务。

现场检查结束后，应出具《融资性担保机构现场检查书》，针对相关问题，提出监管建议和处理决定等，书面送达被检查对象，并报送上级监管部门。

第二十二条 县区监管部门工作重点是对融资性担保公司吸收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等重大违规、违法行为的监管以及对融资性担保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进行监督、约束。

县区监管部门应当设立公开投诉举报电话（邮箱）、举报信箱，并要求融资性担保公司在营业场所显著位置向公众公布。

县区监管部门应当充分利用媒体报道以及公安、工商、金融监管等部门预警和情况通报等方式加强监管、提高监管实效。



第五章 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理



第二十三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违反本细则第六条规定，监管计分不合格、尚不构成犯罪的违规行为，由监管部门和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监管部门有权约见其董??关情况进行说明或进行限期整改，对其违规行为提出警告，建议公司调整相关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向债权人（合作银行）通报违规行为和风险情况。

第二十四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发生非法吸储、非法集资，担保诈骗、涉及金额可能达到其净资产5%以上的担保代偿以及投资损失，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涉及严重违法、违规等重大风险事件，监管部门应提出处理意见，书面送达公安、工商、银监等部门及被检查对象。监管部门应当会同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立即进行风险评估，采取应急措施，并向上级监管部门报告。监管部门应当及时向债权人（合作银行）、公司其他股东通报违法、违规行为和风险情况。

第二十五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从事禁止性经营业务产生较坏影响的，市金融办应当责令或提请省政府金融办责令其暂停业务、撤销其经营资格，违法违规行为得到纠正并消除影响的，同意其恢复正常营业；对情节严重或拒不整改的，依法撤销其融资性担保业务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监管部门和工作人员，以及参与相关工作的其他人员，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细则实施中的具体问题由市金融办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